《人到中年》由谌容根据自己的同名小说改编。这是一部改革开放之初的作品，从陆文婷无怨无悔、默默奉献的高尚形象中，不难体味出“十七年”乃至“**”中人物描写的惯性。这部影片的新意，是提出了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政治与政策问题，而实际上是从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抨击那种长期无视人的价值与尊严的普遍性问题。陆文婷是一个医德高、医术精，倾心工作了18年的中年女医生，她拿五十六块半的工资，一家四口住十二平方米的房子，生活清贫，身体孱弱，工作繁忙，家务沉重，病重之日，还连续做了三个手术，下手术台赶到托儿所时，托儿所只剩下躺在**发高烧的小女儿了。影片中所描写的陆文婷的高尚，与其说是对知识分子的颂扬，不如说是对她的生存环境的谴责和为一代知识分子被“集体主义”的借口掩埋了的个人价值、个人尊严所唱的“离骚”。电影中第一次出现了“马列主义老太太”的形象，在艺术作品中嘲讽那种挂着“马列主义”招牌以售其奸的人物，在这里开了先河。

如果说上述两部影片是对特殊时代极“左”政治的深刻反省，那么《野山》和《人生》则是对改革开放所引发的个人权利、个人价值问题的思考。《野山》根据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人家》改编。青年农民禾禾富有改革的思想，不愿安分守己地守着土地过日子，总是利用他所得知的外界信息，倒腾着怎样发家致富，即使一再失败，乃至妻离子散，也决不回头。另一个青年灰灰是鸡窝洼最本色的农民，他离不开土地，精于算计，“知足常乐”，宁可按闭塞的传统方式生活。两种生活态度的冲突在80年代中国农村是很有代表性的。影片并不追求那种尖锐斗争的戏剧性，而是通过农村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平凡琐事和细节，在一种真实、自然的生活氛围中，捕捉新的历史变革给人们心理世界带来的细微变化，显示出朴实、自然的纪实性风格。《人生》和《老井》（1987）是导演吴天明两部现实主义风格的中国“西部片”。《人生》不仅是一幅朴素的陕北高原人民生活的风俗画，而且在表现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村人际关系的诸般变化，以及新机遇、新观念在人们心灵上造成的震撼与困惑方面，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向往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对社会的变革抱有强烈的期望，渴望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价值，但是他离开农村的“走后门”方式和背弃女友选择都市爱情的做法都是悖逆淳朴的传统道德的。高加林的梦想、犹豫、挣扎、困惑和他所生活的环境都是相当真实而典型的。

新时期中国电影的一个特别突出的新收获，是“探索电影”的涌现和“第五代导演”的崛起。

早在1979年，影片《小花》（张铮、黄健中导演）、《生活的颤音》（滕文骥、吴天明导演）、《苦恼人的笑》（杨延晋、邓一民导演）等影片就以其新的表现形式，对传统的电影观念和手法发起冲击。与此同时，张暖忻、李陀在《电影艺术》杂志上发表的《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一文，严厉批评中国电影中的“政治功能目的论”，积极推介以巴赞、克拉考尔的“摄影影像本体论”“物质现实复原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电影观念和电影美学，引起了关于电影观念变革的热烈讨论。由此，在中国“第四代导演”的创作中，兴起了一股纪实美学的潮流，出现了《邻居》《城南旧事》《沙鸥》《逆光》《都市里的村庄》等在电影观念和手法上都有明显变化的影片。这些影片在新时期之初有效地提高了当代电影的审美价值。

《邻居》（马林、朱枚、达江复编剧，郑洞天、徐谷明导演）和《城南旧事》（伊明编剧，吴贻弓导演）是“第四代导演”追求“纪实性”与电影“散文化”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