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新国学”的出现，与思想界、文化界的沉寂，以及知识分子的启蒙热情受挫不无关系。它形成的时代背景还有：所谓“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海外“新儒家”思想的传入，[5]学术界对晚清以降学术史研究的兴趣，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内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引发了一些学者的忧思。针对90年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精神滑坡与道德失范，这些学者渴望通过弘扬传统文化精神，为当代中国寻找精神价值重建的根基。由于经济和文化转型期社会意识形态的需要，90年代从上层政治精英到下层民间社会都有回归传统文化的迹象。在这种弘扬传统文化与提倡爱国主义的背景下，这些学者退守的学术姿态、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诠释，被主流意识形态与市场传媒赋予了新的意义。[6]重建“中国价值”甚至重新发现“亚洲价值”，从而削弱“西方价值”观念在当今世界的中心地位，形成了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重建文化认同的策略。并由于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情结，类似“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的文化预言也相继出现，形成了风靡一时的“国学热”。

“国学热”肯定传统文化并强调传统儒家哲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建构作用，实际上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文化保守主义的反弹，同时也是对“后殖民”语境中全球性的文化保守主义潮流的应和。[7]事实上，有不少学者认为，20世纪初，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随着它赖以生存的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瓦解崩溃而遭到整体破坏是必然的，尽管传统文化的某些局部因素在现代化进程中可以具有一定的纠偏作用，但其作为一种完整的文化形态对现代社会发生作用显然已不可能，转型期文化重建的核心人文价值领域也不可能退回到旧有道德、旧有文化价值观念上去。

90年代的文化语境复杂而微妙，一方面“国学热”重返传统文化，渴望“返本开新”；另一方面西方的后现代文化理论从后现代、后结构、解构主义到后殖民理论等又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当代文化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个复杂的文化现象。由于后现代本身的多元属性与中国当代语境的复杂性，不同的研究主体在价值立场、学术取向上也存在着差异，在介绍运用西方后现代理论时就有不同的取舍。固然有一些学者能够以客观理性眼光来分析研究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但在文化界和批评界造成一定声势，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是另外一种研究路向，即由对西方后现代主义文艺作品、思潮理论的译介，把后现代理论引申为一种阐释中国文化现象以及各种文学作品的符号代码，并集中对先锋性、实验性文本和对大众性、通俗性、商业性流行作品进行后现代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