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体的写作理念上，“现实主义冲击波”遵循的是一种类型化的道德主义思路。在思考如何解决道德与经济力量的对立时，诸多文本不约而同地诉诸道德力量的觉醒：或诉诸对吕建国、孔太平一类的正面人物内心分裂的痛苦的渲染，或诉诸“分享艰难”式的良心复苏。甚至流氓企业家洪塔山在文本的结尾也有良心发现，卖车捐钱，也为厂里分担了一份艰难。《大厂》中的齐志远、魏东久本是假公济私、中饱私囊的国家干部，整天忙于搞女人、谋私利，但在关键时刻同样为厂里、为群众出力。作者的原意是要表现出人性的复杂，但是一味地强调这种所谓的性格二重性，似乎又陷入了某种新形式的类型化和公式化。小说在这样处理的时候，实际上恰恰弱化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回避了社会矛盾的本质，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道德化了。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病态症结如权钱交易等，并没有在更深的层次上加以理性的反思，只是简单地强调道德感化的力量。这种道德主义的思路使得“现实主义冲击波”文本的思考大都停留在现象罗列的层次上，缺乏对体制问题的进一步深层理性反思。

第二，叙事立场的暧昧不明。“现实主义冲击波”不乏直面现实的勇气，但却始终缺乏一个确定的叙事立场，游离在民间话语、主流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之间，使“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叙事主体在知识分子、体制人员和个人等多重身份之间不断游移，形成了叙事身份的断裂和混沌不明。其作家大都“把小说定位在普通读者的层面上”，认为“作家在心灵感觉上，应该是平常人”，公开宣称“我是有些放弃所谓知识分子的立场，而站在普通人甚至农民本位的立场发出一种让人刺耳的声音”。[7]这种转变本来是一种逃离时代公共话语的策略，它力图将视线从人性中神性的一面转向凡俗性的一面，站在民间性的叙事立场来描述当下社会的种种生存状态。但是一味地高呼“读者万岁”，只做“负责显示”的“解剖刀”，不愿做“解决和疗治”的“手术刀”，[8]结果却身不由己地堕入日常生活意识形态和民间立场的泥沼之中。面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矛盾，它所寻求的只是对“社群”矛盾的调和与妥协，因而，在其文本中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悲剧精神、悲剧品格。相反，由于叙事立场的不确定，文本常常以虚无主义、存在即合理的哲学来消泯对社会丑恶的文化批判，甚至用调和的态度来取消是非曲直的价值判断，并不约而同地表现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种模式化的思考指向，从而杜绝了在一个新的精神高度提升小说思考性的可能。

第三，叙事意识的止步不前，“拟客观”的美学效果。“现实主义冲击波”叙事意识的止步不前甚至是大幅后退，与其立足于大众群体文化的立场相结合，使文本出现了严重的类型化现象。对叙事意识的全面放弃不仅在技巧上显得乏善可陈，也严重削弱了直面现实时的艺术感染力。在叙事上，“现实主义冲击波”几乎放弃了对技巧性的关注。语言直白，结构上多随人转景，谈不上精心的组织过程。过于追求“真实”，将“真实”与锤炼语言的张力、精心的组织和剪裁对立起来，刻意追求一种“返璞归真”的效果，结果却流于粗糙与平庸。

公平而论，他们是有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再往前推进一步的自觉性的，他们也希望将“这个时代中国的本相：物质文明的极大丰富（有肉吃）和文化转型期公众心理的浮躁和失衡（要骂娘）”的“全部内涵”“形象地”“描画出来”[9]，也清醒地意识到“目前最需要的是批判现实主义”[10]，并热切呼唤一种“骨血中的人文精神”[11]，但是他们的创作实践远远没有实现创作的初衷。由于种种思想和艺术上的缺憾，他们的文本世界往往只停留在“揭露丑恶”上，造成种种“官场现形记”“商场现形记”的出现。他们急于还原当下生存空间里的种种现象，执著于一种虚拟的“客观”效果。但极端重视“写实”忽视精神世界和想象世界的描摹，再加上“写实”的技巧流于粗糙，不仅使众多文本类似于新闻报道，降低了文学的美感与力度，还造成了文本之中个性、自我与主体的消泯，并游离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立场。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它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