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战争期间，中国派遣“志愿军”入朝援助。在此期间，出现大量歌颂“志愿军”的文章，诞生了两部大型的军事通讯报告集：《朝鲜通讯报告选》，全书3辑109篇作品；《志愿军一日》，全书4编426篇作品。代表作有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巴金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菡子的《从上甘岭来》，史阜民的《十八列火车》，刘白羽的《英雄城——平壤》等。

在1956年与1957年上半年的“百花”时期，散文创作表现出明显的新气象。首先是批判意识的萌芽。最引人注目的是“干预生活”特写作品的出现，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和《本报内部消息》等既打破了“颂歌文学”的一统天下，揭露和抨击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也丰富了报告文学的体裁。这种批判意识也体现在游记传记类作品中。在50年代前期的散文创作中，作家们一味沉浸在新中国成立所带来的巨大喜悦中，很难见到作家的批判锋芒。这种情况直到50年代中期，随着《惠泉吃茶记》（姚雪垠）、《庐山面目》（丰子恺）、《闲》（黄裳）、《浩伯伯——三十年的医生》（郁风）等一批作品的出现才略为改观。在这些作品中，散文的基调给人的仍是一种轻快、明亮的感觉，其批判意识也相对隐蔽、含蓄。比如，在《惠泉吃茶记》与《庐山面目》中，作者分别描写了无锡惠山与江西庐山的秀山丽水，字里行间洋溢的是旧貌换新颜而引发的喜悦之情。然而，与50年代前期散文往往无条件地、绝对地甚至盲目地吟唱赞歌不同，在这两篇散文中作者都对他们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提出了批评：姚雪垠慕名前来惠山品茶，结果发现不仅饮茶的茶具粗陋残破，而且茶的味道也觉不出好，“色、香、味三者都极平常”，“甚至远没有南京鸡鸣寺的茶好吃”，而其原因则是茶社的工作人员“依赖虚名”，没有“在茶叶和茶具等方面注意一下”；丰子恺带着家人游完了庐山，回程时最大的体会却是庐山上的饮食很不方便。表面上看，文中所批评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实质上所触及的则是一直为弘扬“共产主义新风尚”的主流话语所回避的“阴暗面”：工作作风僵化，人浮于事，口喊“为人民服务”而服务的意识极差等。再如《闲》和《浩伯伯——三十年的医生》中，前者以一种淡淡的嘲讽的口吻描写了成都人的“悠闲”，亦即对待工作的极端不负责任，拖拉、教条等，后者在展示浩伯伯这个从医三十年的医生的敬业精神时，竟通过这个人物的口说出：“你不知道乡下人的辛苦啊。虽说是解放后生活好了，可那些女人个个去下田，孩子没人管，哭了吵了，隔壁阿婆就用六谷（玉米）番薯塞上嘴巴，不是吃坏了肚子就是受凉气管炎……政府是很重视，最近县里卫生院正在集中搞吸血虫病，可是一时哪有这么多医生啊，各乡里卫生站的那些小姑娘也可怜，只会给人搽搽红药水，我这儿的病人每天都有几十里外抬来的……唉，我老了，看够了病人的痛苦，也让我到外面看看新社会吧。”揭去了主流话语一再涂抹的“形势一片大好”的油彩，生活立即现出了它的本相，农民依然很“辛苦”，没有文化，缺医少药，以至于这位老医生误以为自己的所在地还不是“新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