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戏剧、电影艺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1948年，中共中央明确指示：“现在我们的电影事业还在初创时期，如果严格的程度超过我们事业所允许的水平，是有害的。其结果将是窒息新的电影事业的生长。”“电影剧本的标准，在政治上只要是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而不是反苏、反共、反人民民主的就可以。还有一些对政治无大关系的影片，只要在宣传上无害处，有艺术上的价值，就可以。”[1]1951年5月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也体现了同样的谨慎态度。该指示规定：“凡宣传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推广。”[2]政治管束的一方相对宽松、缓和一些，艺术的一方则表现出较强的创造力，其间虽有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但这一时段仍有能够比较真实地表现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具有较高艺术性的作品问世。例如话剧作品《龙须沟》（老舍编剧）、《妇女代表》（孙芋编剧）、《刘莲英》（崔德志编剧），电影作品《我这一辈子》（杨柳青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石挥导演）、《关连长》（杨柳青根据朱定同名小说改编，石挥导演）、《我们夫妇之间》（郑君里根据萧也牧同名小说编导）等。

1956—1957年，上述矛盾中艺术本体的一方出现了1949年以后的第一次觉醒，同时也是对政治实用主义、“左”倾教条主义文艺理论和政策的第一次突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鼓舞下，在理论上出现了《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田汉）、《谈戏剧工作的领导问题》（吴祖光）、《第四种剧本》（黎弘）、《电影的锣鼓》（钟惦棐）等文章，对“左”倾教条主义与政治干预文艺的恶果进行了批评。在创作上则涌现了《新局长到来之前》（话剧、电影，何求编剧）、《友情》（话剧，任德耀编剧）、《归来》（话剧，鲁彦周编剧）、《同甘共苦》（话剧，岳野编剧）、《洞箫横吹》（话剧、电影，海默编剧）、《布谷鸟又叫了》（话剧、电影，杨履方编剧）、《祝福》（电影，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柳堡的故事》（电影，石言编剧）、《骆驼祥子》（话剧，梅阡根据老舍同名小说改编）等佳作。这些作品面貌一新，能让观众在舞台、银幕上看到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布谷鸟”从不叫到“又叫”，反映着50年代思想解放的历史要求。浙江省昆苏剧团改编演出的昆剧《十五贯》（陈静执笔）也因以古典形式表现了这一要求而获得成功，被赞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而实际上它的意义并不在能够使古典戏曲复活，而在标志着“现代戏曲”的诞生。

1957年的“反右”运动使戏剧、电影的生存环境急遽恶化。田汉、吴祖光、黎弘、钟惦棐等的理论观点遭到猛烈的批判，文化专制主义正是在这种批判中愈演愈烈。1958—1962年，现实题材的戏剧、电影作品几乎没有一部能够逃脱当时政治的笼罩，即使当时最受观众欢迎的两部作品《朝阳沟》（豫剧、电影，杨兰春编剧）和《李双双》（电影、话剧，李准根据自己的小说改编）也不能例外。与此同时，绝大多数被认可的作品则变着艺术的花样，肯定了人的主体意识的丧失，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狂热与荒谬唱赞歌。甚至连老作家老舍、田汉都写了《红大院》《十三陵水库畅想曲》这样歌功颂德、趋时应制的“伪戏剧”。戏剧、电影的天地里，真实的生活不见了，“人”从舞台、银幕上消失了，人成了政治符号和政治传声筒。

由于现实题材创作的困难和以“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人民、统一思想的要求，历史剧的创作和关于历史剧理论的讨论成为这一时段戏剧、电影界一个颇为“热闹”的现象。历史学家吴晗写作了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发表文章，向戏剧艺术要求一种历史学科意义上的“真实”。但他的《海瑞罢官》1965年还是被指责为歪曲历史，影射现实。对该剧的批判成为“**”的导火索。郭沫若写作了《蔡文姬》和《武则天》，赞颂政治上的“明君”。“大跃进”之后是三年“困难时期”。面对生死关头，在60年代初，描写“卧薪尝胆”的故事以激励人们的精神成为一种风尚，曹禺也与梅阡、于是之联手创作了《胆剑篇》。但由于对巨大灾难的深层原因认识不足，他们对历史的“挖掘”也难以深刻。可以肯定的是，剧作家们在恶劣的文化生态环境之下，确实也从历史题材中找到了回归艺术、回归人性的有限空间：田汉借《关汉卿》张扬了艺术家的自我，抨击黑暗政治对艺术家的迫害；老舍在“非古颂今”的旗号下写作了现实主义的力作《茶馆》。继《十五贯》之后，陈仁鉴的莆仙戏《团圆之后》是一个出人意料的硕果，然而它在这期间却遭受冷遇和批判。

1958年以后，创作题材极端单一化，例如，1959年全国同时上演5部歌颂好人好事的《向秀丽》（编剧各不相同），1960年有7部《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上演（同一题材，分别编剧），1962年，竟有11家剧团同时取材小说《红岩》，编演了同名话剧！从主题思想来看，大量出现的诸如《降龙伏虎》（段承滨）、《烈火红心》（刘川）、《共产主义的凯歌》（陈恭敏、王炼）、《劳动人民的战士》（陈其通）等这类作品，为1962年后“阶级斗争戏”的大量出现做了铺垫，也是后来“**”戏剧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