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以来散文总体格局中，所谓“学者散文”的勃兴是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有的论者甚至认为，90年代“领袖**”的学者散文，构成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学的总体表现特征之一”，“与学者散文相比，其他的散文小品都有些弱不禁风之感”。[5]学者散文的兴起有诸方面的原因。有余秋雨所产生的巨大效应的启迪——比如，我们注意到，绝大部分学者散文创作的时间均在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引起轰动之后。有些作者的作品，甚至通篇的谋篇布局、语言表达、情感符号等均模仿《文化苦旅》。——有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参与现实的心理惯性，有本时期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激发，有经过长期人文训练的学者们对散文这种比较平易的文学文体驾驭上的便捷，有散文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议论功能与学者思辨过程的某种一致性。就90年代以来的学者散文总体状况而言，当然也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不少学者将自己的专业知识用通俗化的方式予以表现，所采用的大多是一些现成的“文章作法”，质言之，既没有在思想上有所独创，又没有在美学上有所推进。相反，过多地侧重专业知识的介绍，难免削弱了散文的文学性。应该说，学者对散文的参与，构成抵抗大众散文低俗化的重要力量，并孕育着走向大散文的一种可能。不应忽略的是，有志于散文写作的学者必须更多地关注形而下的生命体验，更多地关注文体的推陈出新与个人风格标识的营造。

女性散文与新生代散文勃兴也是90年代以来值得注意的文学现象。

女性散文作者斯妤曾经这样评价她眼中的当代女性散文作家群体：“平心而论，现代散文的广袤星空上，似乎以男性作家的光芒更醒目，更璀璨，更恒久……一批当时似乎名噪一时的女作家，如今细看不免让人失望惘然，因为她们实在成绩平平，不少文章甚至矫揉造作，稚气十足，连成熟与大度都谈不上。而当代女性散文——笔者真是欣喜异常地看到，当代女性散文在经历了近三十年的空白后一夜之间骤然勃发，在这短短的十几年间雨后春笋般地生发，舒展，茁壮起来，一时间作家辈出，名篇接踵，文坛惊叹散文界阴盛阳衰。”[6]然而，来自理论界的则又是另一种看法：“在近年女性散文的人生感悟里，我们看到作者对于‘独立’‘强大’人格的追求与表现……但是，仔细读她们的作品，便会感到：上述‘独立’‘强大’的人格，还只是她们正在追求中的‘乌托邦’。在她们的那种‘强大’里，还掩藏着深刻的脆弱；她们的许多‘牢骚’、怨愤、忧伤，恐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她们尚未能真正摆脱所谓‘男性文化’的框架的表征。她们用来同命运抗争的那种方式，实在也没有完全超出历代文人惯用的那种心理**法：一杯苦茶、一本书，以心灵的自由和宁静，来抵制外界的压力和纷扰。可以说，限于文化环境、学识涵养、生活阅历等因素，她们的人生批判，尚缺乏足够的从容与深刻，其文字，即使欲达杨绛散文的那种境界，还需要再经一番人生的洗练与文化的陶养。”[7]的确，与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散文作者相比，90年代女性散文作者对人生、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关注与思考少了，她们的视野大多局限于自我的一方天地，属于“私人写作”或“私语”的层次，或者说所经营的都是自己的“心的形式”。即使偶尔有作者试图表现某种英雄主义或理想主义，但这种英雄主义或理想主义在她们那里也仅仅是以梦的形式存在的，如陈丹燕的《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所诉说的就是作者曾经有过的当兵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