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在前文所提及的那样，民国时期外国文化在华传播的最大特点，是较晚清时期规模更大，范围更广，同时内容也要更为丰富和准确，在根本上已经超越了清末时“本末不具、派别不明”的“梁启超式输入”。就传播的主体而言，中国留学生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尤其是欧美留学生。此外，相对于晚清，外国来华学者的作用明显加强，而传教士的工作却变得微不足道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重要方面，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面，我们就分五四前后、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对此期外国文化在华传播的内容，作一简要概述。
一、五四前后外国文化的传播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中华民国政治体制的确立，一定程度上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大量而深入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特别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之后，人们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在民族危机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自觉地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将眼光更广泛地投向了世界各地，引进和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从而使得五四时期外国文化的传播呈现出全新的景象。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外国文化的传播，不但规模空前，而且是全方位地传入中国。从引进文化所属的时间跨度上看，自古希腊、罗马文化，到20世纪初的现代西方文化，全都程度不同地流入国内；从传入文化的所属地区来看，晚清以来文化传播的重点——欧美文化依然势头强劲，而当时涉及较少的阿拉伯文化、波斯文化、印度文化，此时也有了较多介绍；就传播的文化性质而言，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苏联文化，还是西方近现代资产阶级文化以及性质各异的其他文化均纷至沓来；就文化部门种类而言，则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哲学、文学艺术、科技、教育以及各种各样的思潮、学说，甚至各种风俗习惯、生活方式都介绍和传播到神州大地；在输入方式上，原先从日本转运西方思想的情势继续有所发展，而直接从西方引进文化成果的工作更呈直线上升趋势。总之，西方社会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初期，用了数百年时间的文化思潮嬗变过程，从五四之前的新文化运动到1927年，就大致在中国经历了一遍。如此巨大规模、全方位的外国文化输入，无疑达到了中国有史以来空前的高峰。
为探索摆脱民族危机、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国人在这一时期大量输入了西方各种社会思潮，从中寻找、分析、比较和综合，以提出各种改造中国社会的方案，一时间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当时，社会主义成为公认的、最时髦的新思潮，许多刊物几乎每期都发表一篇或数篇有关文章，向国人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其中，除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之外，还有当时被称为社会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诸如施蒂纳的无政府个人主义、蒲鲁东的社会无政府主义、巴枯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还有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柯尔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社会民主主义等。在这些思潮中，又以无政府互助论、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为最有影响。其中，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被周佛海等人译出（周氏译本1921年商务版，为该书最早的全译本），值得一提。该书的根本主张虽不免落入空想，但其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间的互助互爱，却颇投契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因此传播尤广。
陈望道译《共产党宣言》书影
第一个中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