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以科学与人权（民主）并重”。在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看来，科学不仅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进步，而且能使人了解宇宙和人生的秘密，摆脱愚昧无知，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正当新文化运动高扬“科学”大旗的时候，在西方却有人喊出了“科学破产”。在中国思想界，受这种思潮影响，先是梁启超于1920年出版的《欧游心影录》中跟着欧洲人叫起“科学破产”。随后，与梁启超一同游历欧洲的张君劢于1923年2月14日跑到清华大学发表《人生观》讲演，宣称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这种菲薄科学的言论，是对新文化运动的挑战，理所当然地要遭到提倡科学的西化派和此时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陈独秀等人驳斥，于是发生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大体分为三派：一是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的玄学派；一是以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一是以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发表后，丁文江于1923年4月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科学与玄学》一文，最先起来驳斥张君劢，称其为“玄学鬼”，提出要“打玄学鬼”，强调科学而不是玄学（即宋明心学）才能支配人生观。丁文发表后，张君劢又发表了《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上、中、下三篇），丁文江则还以《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在这一过程中，其他人也参加了辩论。1923年12月，上海亚东图书馆将科学派、玄学派双方论战文章25万言汇集成《科学与人生观》一书。陈独秀在为该书作序时，对科学派、玄学派都进行了批评，指出唯物史观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陈序引起了胡适、张君劢、梁启超的反批评，陈独秀又发表了《答适之》、《答张君劢及梁任公》，瞿秋白发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对科学派、玄学派进行答辩、批判。前一阶段科学派与玄学派双方的争论是资产阶级哲学营垒内部不同唯心论的争论，而由陈序引发的争论具有新的性质，已转变为无产阶级的唯物史观与资产阶级的各种唯心论的争论。从文化视角看，菲薄科学或推崇科学，提倡宋明心学或反对玄学，反映了对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的不同态度。
玄学派主将张君劢在《人生观》的讲演中提出以推求“公例”为特征的科学无法解释“天下古今最不统一”的人生观。科学可以解释物质现象，是因为这些现象有因果律可循，有一定的“公例”，但并不是天下事皆有“公例”，人生观问题就东西古今“极不一致”，没有规律可循。他认为人生观受“自由意志”支配，其特点是主观的、直觉的、综合的、自由意志的、单一性的。人们忽而主张此，忽而主张彼，飘忽不定，顷刻万变，自由转移；人们彼此意见相异，是单一性的，即所谓“甲一说，乙一说，漫无是非真伪之标准”。他列举九项相互对立的人生观问题说明人们对人生的看法因时因人而异，这就是所谓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男尊女卑与男女平等，私有财产制与公有财产制，守旧主义与维新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为我主义与利他主义，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有神论与无神论等。“凡此九项，皆以我为中心，或关于我以外之物，或关于我以外之人，东西万国，上下古今，无一定之解决者，则以此类问题，皆关于人生，而人生为活的，故不如死物质之易以一例相绳也”。人生观无一定的“公例”，无客观的标准，“故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