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晚清一样，民国文化的中心线索依然是中西文化关系。这一时期，中外交往急剧扩大，西方文化潮水般涌来，各种思潮、学说都得到介绍、传播、提倡和鼓吹，中西文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全方位接触，形成了一种不完全以统治阶级意志为转移、但却符合文化发展需要的新的文化开放格局。在中西文化广泛深入的接触中，两者之间既表现出普遍的矛盾冲突，又贯穿着程度不同的会通融合，可谓是会通中有矛盾，冲突里有融合。这种中西文化既矛盾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国文化在民国时期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但是，如果从其发展全局来看，这种中西文化间的矛盾冲突与会通融合，又有着不同的趋势。大体说来，前者日益减弱，后者则逐渐加强。[30]因此，就这一时期中西文化的关系而言，两者间的会通融合无疑代表了时代的主流。
蔡元培像
会通中西文化的主张和努力，在明末的徐光启等人那里初见端倪。到了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和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实践中，已有相当明确的显现。[31]进入民国后，政治体制的变革和西方文化的全方位传播，为此种会通融合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因而这一时期，中西文化的会通融合不仅成为许多知识分子、学者和文化人普遍的思想意识、自觉的文化追求，并且在文化的各个领域里，也都取得了不少可观的成果。
文化泰斗、民国现代教育的奠基人蔡元培先生，就一贯主张对中西文化采取不立门户，各取所长的态度，以收兼容并包、会通中西之效。20世纪20年代赴美考察期间，他曾先后作过题为《东西文化联合之趋势》、《东西文化结合》等演讲，专门发挥这方面的思想。在融会中西的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对西方文化的消化吸收。所作《文明的消化》一文，明确指出：“必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故“当吸收之始，即参以消化之作用”。他一生的文化学术活动，尤其是教育实践，始终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强调对中国古代教育和欧美教育“应参酌兼采”[32]。一方面，大力吸收西方现代的教育政策、内容和方法；另一方面，也不忽视对传统教育优长的继承。他对西方美育的引入和致力于培养人格的传统德育的并重，就集中体现了这一点。实际上，民国教育在不同时期、不同部门，虽也曾出现过盲目模仿某国或偏执旧法的倾向，但总体说来，却是在融会中西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着。这与蔡元培等人的清醒努力是分不开的。
鲁迅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