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云激**的民国社会，对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已如前述，而文化的发展又反过来给予民国社会以巨大的能动作用。同此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化在扩大其社会影响方面具有了新的自身条件：从社会认知角度来说，一种前所未有的现代文化意识蔚然兴起；就文化的主体而言，新型的知识分子群体较清末时更加壮大；同时文化传播业也获得了空前的进步。这三者之间，又彼此紧密相关，呈一种互动态势。
一、现代文化意识的兴起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活跃
时至民国，人们不仅已明确意识到现代意义上“文化”的存在，文化概念在社会上广为流通和使用，而且文化问题本身，也已受到社会一般人至少是知识阶层的普遍重视和讨论，并被视作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一种重要途径。这样一种社会性意识，应当说在清末时尚处在萌芽状态，它的真正形成是进入民国以后，确切而言是五四时期。
辛亥革命以后，面对“播共和龙种，收专制跳蚤”的黑暗现实，许多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变革不能仅是政治制度的单一变革，即使是这样一种变革，如果得不到文化变革的支持，也只能是种豆得瓜、一事无成。民初进步报人黄远庸还在新文化运动爆发前夕，就曾痛苦地反省道：“向者之徒恃政论或政治运动以为改革国家之道者，无往而非迷妄”，主张应借鉴西方“以文艺复兴为中世纪改革之根本”的历史经验，对中国作“根本救济”。其办法是“从提倡新文学入手”，“使吾辈思潮，如何能与现代思潮相接触，而促其猛醒”。陈独秀所谓“伦理的觉悟，乃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梁启超所谓“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度，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醒”，也都是同一种思路的时代表达。海外汉学家林毓生将这一思路概括为“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应当说是符合事实的。正是基于此种思路，一场深刻反思和整体批判传统文化、呼唤从文化深层进行价值变革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虽然这一时期，人们对文化的功能和作用存在着不适当的夸大，但是从文化的高度来总结中国革命的成败得失，却反映了整个社会认知水平的提高。从此，文化逐渐成为人们思考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一种出发点和思想武器，在变革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得以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从五四时期开始，文化问题得到了社会真正的重视。“文化”一词满天飞舞，各种文化思潮和文化论争此起彼伏，文化运动也接连不断。一些与社会变革紧密相关的文化问题，被广泛深入地进行了研讨和争论，如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文化道路，东西方文化之间、封建文化与资产阶级文化及社会主义文化之间、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本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到底如何；还有，怎样树立新的适合时代需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提倡何种社会风尚和怎样建立此种社会风尚等问题。通过争论，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文化也因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于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新学科的行列。《文化哲学》、《文化学概观》之类的研究专著纷纷出版，对诸如文化的定义、结构、特性和文化变迁等问题，进行了专门的学术探讨并有所收获。文化学成为专门学科，是当时中国社会现代文化意识勃兴的重要表现和必然产物，而这种文化意识的兴起本身，也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一书的事情。随着对文化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也能够更加自觉而有效地借助思想宣传和文化运动的方式，来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指导社会的实践活动。这一变化对民国社会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至今还没有得到学术界充分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