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是民国新文学的繁荣期。左翼文学运动的兴起是其突出特色，它对新文学的繁荣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且其本身也体现了这种繁荣。
一、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兴起
1927年以后，随着大革命的失败和国内、国际社会和民族矛盾的加剧，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或称左翼文学运动）开始蓬勃兴起。在当时，它并不是一种孤立现象。1928年前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普遍开展，并给中国文学界以很大的影响。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知识分子在上海汇合，革命文学阵容初具雏形。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等人开始发表文章，倡导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们论述了文学的阶级性，强调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武器，阐明了无产阶级文学产生的原因和承担的历史使命，提出无产阶级文学“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要“接近大众的用语”。但在运动初期，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革命、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被空前强化。处在由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转化过程中的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夸大了文艺的作用，忽视文艺的特征，忽视生活对创作的重要性，认为文学只是“反映阶级的实践的意欲”。因而出现了不少失误。
由于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革命任务等问题认识不清楚，创造社、太阳社在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时，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鲁迅。他们模糊了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革命的界限，将资产阶级甚至小资产阶级一概当作革命对象，声称“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并将五四新文学当成资产阶级文学而予以否定。他们不但把鲁迅当作“时代的落伍者”，资产阶级“最良的代言人”，而且说鲁迅是“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太阳社、创造社对鲁迅、叶圣陶、郁达夫等人的批判，引起了新文学阵营内部历时一年有余的论争。鲁迅对于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文学持完全肯定的态度，并对倡导者们轻视生活、轻视技巧、“只挂招牌，不讲货色”等毛病提出了恳切的批评。
中国左翼文学运动初期的创作，以小说和诗歌为主要文体，习称为“普罗文学”。它们具有明确自觉的政治和阶级意识。为了达到宣传阶级意识、鼓动大众情绪的目的，他们强调抓取能表现现时代阶级斗争主题的重大题材和“大时代冲击圈”中的人物。在写作上往往避开现实的具象描绘而直奔主题，凭主观热情塑造“突变”式的英雄，作品中充满着主观的叙述、**的宣泄和标语口号式的议论，既生机勃勃、奋发踔厉，又浮躁冲动，粗糙幼稚。蒋光慈、洪灵菲等小说家，多描写农民暴动、工人罢工和革命者的艰危受难，追求“力的技巧”和粗豪的风格，习惯在急风暴雨式的斗争中展示人物的英雄风貌。这些作品观念大于形象，描写主观浪漫，最典型的公式是“革命+恋爱”。这一类的代表作品有华翰（阳翰笙）的《地泉》三部曲，洪灵菲的《流亡》、《前线》、《转变》，戴平万的《都市之夜》（短篇集），钱杏邨的《革命的故事》等。虽取材不同，但大体表现了相同的倾向。
二、左翼作家的文学创作
1929年秋天，文艺与革命的论争逐渐停止。在中国共产党的指导下，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和鲁迅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联合起来，准备成立革命作家的统一组织。经过充分酝酿，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其发起人和主要成员有鲁迅、夏衍、阳翰笙、郁达夫、冯乃超、冯雪峰、郑伯奇、郭沫若和茅盾等人。“左联”的成立，标志着革命文学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艺事业领导的加强。“左联”理论纲领宣布，其艺术“是反封建阶级的，反资产阶级的”，“不能不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