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里首先要考虑的是康德的这样一个企图：或是把先验明晰之物归为所谓判断的（或在价值领域中“评判”的）“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或者说，意愿（在伦理学中）的“必然性”和“普遍有效性”；或是至少将它们看作是先验明察之存在的一个批判标准。
无论人们如何“客观地”看待“必然性”概念，并且（与康德一起）将它区别于所有“主观的思维压迫”、“习惯”等，对于所有“必然性”来说有两点是根本性的：首先，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个词所指的东西原初仅仅存在于两个定律之间（例如在根据与结论的关系中），因而不存在于直观的事实之间（或者说，只能由那些从充实着这种定律的事实中推导出来）。其次，必然性是一个消极的概念，因为“必然之物的对立面是那些不可能的东西”。但现在，先验明察首先是事实明察，并且我已经指出，它永远不会在判断中被给予，而只能在直观中被给予。其次它是在一个本质联系之存在中的纯粹积极的明察。这两点使先验明察与所有“必然性”有天壤之别。只要我们谈到“必然性”，我们就必须将那样一些定律预设为真，根据这些定律，定律的联结是必然的；例如这样一个定律：在两个带有A是B和A不是B的形式的命题中，有一个命题为假；或者还有那些关于根据与结论的著名定律。这些定律必须为真；如果我们说，这些定律曾定义了“真理”，以致于“真实的”定律就是那些从它们之中推导出的定律，那么这种说法是错误的。但很明显，这些定律以及它们的真理不能再被归为某个不同于单纯“思维压迫”的“必然性”。它们之所以为真，是因为它们是先验明晰的。由于某物的存在和不存在在直观中相互争执，因此前面所说的那个定律为真。而如果“A不是B”为真，那么“A是B”就为假；并且是必然为假，因为前面所说的那个定律为真，也就是说，它是先验明晰的。将明察本身归为一种“必然性”，是毫无意义的。
如果任务就在于去把握一个定律的对立面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把握它的对立面是不可能的呢？如果我们在这里不去依据那些与定律之联结有关的定律，那么途径只有一条：如果它为真，那么它的对立面便是不可能的。这种指明对于所有那些本身以本质联系为目的的定律来说，亦即对所有逻辑定律来说，是唯一的途径!这些定律是“明证地为真”；但“必然的”则是这样一些定律，它们的对立面与明证为真的定律相矛盾（根据矛盾律，它本身不是必然的，而是“明证为真的”）。
因此，无论是将“真理”的本质，还是将“对象”的本质归为判断行为或定律的“必然性”，或者说，归为“表象联结的必然性”的企图，都必须被视为完全错误的。如果人们说：我们指的并不是“主观的思维必然性”，而是“客观必然性”，那么人们恰恰在“客观”这个定语中始终已经预设了对象或对象真理。唯有当一个定律建立在对先验事实状态的对象性明察的基础上时，这个定律的必然性才是“客观的”；借助于这种对象明察，这个定律对所有那些自身具有这种事实状态的“情况”都“必然”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