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路开辟以后所形成的国际联系，使中国与欧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化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一、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16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入据澳门后，中国与欧洲的联系更为频繁。当时罗马教廷为了扩大教会势力，派出了一批又一批传教士来到中国。许多耶稣会士学习中国文化，同时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从而揭开了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新篇章。

传播西学的传教士　来华耶稣会士中最著名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生于1552年，是意大利马塞拉塔（Macerata）城人，万历九年（1581年）来到澳门。在利玛窦之前已经有意大利人罗明坚于万历七年（1579年）抵达澳门，学习汉文。万历十一年（1583年），在明朝肇庆知府的允许下，罗明坚和利玛窦来到肇庆一带传教。利玛窦来华后与罗明坚一起生活了近十年，也学会了中文。他最重要的贡献是，打开了中国认识世界的一扇新窗户，并把中国介绍给欧洲。

利玛窦在来华前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了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的数学、地理、天文历法等科学知识，入华时又携带日晷、地球仪、浑天仪、三棱镜、自鸣钟、地图、光学眼镜和图书资料。他把西洋科学介绍到中国，编撰了《西国纪法》、《万国舆图》等书籍。他介绍的科学著作，以《几何原本》最为重要。这部《几何原本》并不是欧几里得（Euclid）著作的译文，而是其老师克拉维斯（Clavius）的讲义。Clavius在拉丁文中是“钉子”的意思，故利氏译称为丁先生。此书由他口述翻译，由徐光启笔译，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刻于北京，后屡经翻刻重印。

利玛窦以掌握汉学、传播西学为手段来传教。他的入华引起了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重视。通过与利玛窦的接触，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如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冯应京、张焘等人，“领洗入教”，他们因此比常人获得了更多吸取欧洲科学的机会，为我国科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徐光启在南京结识了利玛窦。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他考中进士，并在京师的翰林院供职，常向利玛窦求教。这两位分别掌握了东西方科学的学者的交往，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徐光启与利玛窦合作，共同把欧洲古典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译为汉文。他们还合作编写了《测量法义》、《勾股义》等书。利玛窦去世以后，徐光启继续与其他来华传教士合作，万历四十年（1612年）与意大利人熊三拔（SabathinusdeUrsis）一起编出《泰西水法》，崇祯二年至五年（1629—1632年）又主持了历法的修定，吸收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GiacomoRho）、龙华民（NicolausLongobardi）和瑞士传教士邓玉函（JoannesTerrenz）等人参加工作。崇祯四年（1631年）初，徐光启向明廷进献一批他主持翻译的科学图籍，有罗雅谷的《日躔历指》一卷、《日躔表》二卷、邓玉函与汤若望合撰的《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邓玉函的《黄赤距度表》一卷（一说二卷），以及《割圆八线表》六卷、《黄道升度》七卷、《通率表》一卷等。同年冬，又进献《测候四说》一书。

利玛窦除与徐光启合作以外，还与李之藻合作，翻译了《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圜容较义》等书。其所译算书，“与旧术相同者，旧所弗及也；与旧术异者，则旧所未有也”。

利玛窦去世后，熊三拔、艾儒略、汤若望、龙华民、邓玉函、毕方济等传教士，继续遵循他“科学传教”的路线。在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积极要求与协助下，他们也译述一些科学书籍，使明末的科技著作翻译进到了**。

西方数学知识的译传　数学在我国原有悠久的传统。明末由于修历的需要，不少学者热心研究与历法有关的数学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