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不幸，李商隐身处的时代是一个党争的时代，他的恩师令狐楚也是党争中人，因此，李商隐的人生无可避免地受到了党争的影响。
唐代实行科举制。考官出题，考生当场写作诗文，以诗文的优劣评定是否及第，及第便可以做官。科举制是一种相对公平的选官制度，看重的是个人的才学。从理论上说，贫寒人家的子弟，只要在科举考试中表现出色，就可以出人头地；贵族士大夫的子弟，如果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不佳，同样会被淘汰。但是，科举制也有它的弊端。一个显著的问题就是，一道试题其实很难全面地衡量一个人的素质，也不排除有人会为了求取功名而畸形发展，长于应试却缺乏其他能力。在科举时代，时常会有道德水平或处事能力偏低的人通过科举做了官，有真才实学者却屡试不第的情况。而更早的制度是贵族推荐制，贵族的子弟和门生可以从小受到比较好的教育，在人格和政治经验方面受到有针对性的培养，贵族也可以长期、全面地观察其子弟的贤愚，从众多的子弟中挑选贵族中的精英。所以，有人认为，应该为推荐制留出适当的空间，弥补科举制的不足。在当时，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李德裕为首，称为“李党”。其反对者以牛僧孺为首，称为“牛党”，牛党认为，必须严格执行科举制，以保证公平。
应该说，这两派的意见都是有道理的。牛党的主张有利于大多数勤奋上进的普通人，尤其为平民子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而李党的主张则有利于天才的生存，尤其有利于教育背景较好的精英。
牛党和李党的争论不可避免地扩展到了科举以外的领域。总的来说，牛党维护贫寒士人的利益，李党维护书香门第的利益。但在很多时候，牛党和李党的争论都陷入了意气之争，双方都对对方存有不少的偏见，因此，在党争中说出的话，大多禁不住认真听，不可能真的作为朝廷政策来实施。
李商隐的老师令狐楚出身并不显赫。“令狐”在当时是个小姓，人很少，没什么权势。令狐楚身居高位后，考虑到令狐家族的弱势，很注意提携本家族的人。据说，当时一些姓胡的人，都特意改姓令狐，冒充令狐楚的族人，希望得到提携。与李商隐齐名的温庭筠有一句诗说“自从元老登庸后，天下诸胡悉带铃（令）”，就是打趣这件事的。令狐楚出身寒微，属于牛党保护的那种人，而令狐楚本人也的确是牛党中人。只不过，令狐楚处事比较谦和，不像牛党的某些成员那么极端，后来他也主动到外地去做官，避开了朝中的纷争，不是牛党的核心成员。但另一方面，令狐楚又分明具备了足以提携子弟的权势，他提携亲族的做法，实际上是为李党赞许而被牛党反对的。令狐楚本人不是贵族出身，但他家族的子弟已经是贵族出身了。
在牛李党争中，李商隐的身份比较暧昧。一方面，他也是贫寒人家的子弟，想通过科举谋取功名，本应是牛党喜欢的人；另一方面，他从很年轻就处于令狐楚的保护之下，在取得功名之前就早早熟悉了官员应具备的一切技能，实际上更像李党喜欢的人。
李商隐从二十岁就开始到长安应举，但令狐楚的庇护并未使他很容易地平步青云。直到二十六岁，他才考中了进士。就在这一年，令狐楚去世了，李商隐从此失去了恩师的保护。
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在牛党中已经举目无亲，而李党却对这位早已名声在外的青年才俊伸出了橄榄枝。就在令狐楚去世的第二年，李商隐做了一件让令狐楚的儿子们终身无法原谅的事——娶了李党中人王茂元的女儿。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认为李商隐背叛了令狐家，几乎与这位情同手足的好友绝交。
在今天的人看来，和谁结婚完全是自己的私事，跟“背叛恩师”扯不上关系。但是在封建社会，贵族可以荫庇的除了自己的儿子，也包括女婿和门生。对于李商隐这样无法依靠生父的读书人来说，选择老师或岳父，不啻第二次投胎的机会。王茂元招李商隐做女婿，应当是出于他本人对李商隐的欣赏，而不会只是他女儿爱上了李商隐这么简单。李商隐本是牛党的门生，却做了李党的女婿，确实有些背叛的味道。在令狐绹看来，父亲尸骨未寒，这个李商隐就另攀高枝、洞房花烛去了，简直是个忘恩负义的小人。不过，李商隐这么做，应该不是简单的趋炎附势。像他这样以天赋见长而不以勤勉见长的青年，本来就不讨牛党的喜欢，归于李党只是迟早的事。
在依靠李党之后，李商隐的心情也是很矛盾的，他并没有忘记已经故去的牛党恩师的情义。他曾在诗中模拟一位再嫁的贵公主的口吻写道：“笑啼俱不敢，几欲是吞声。”离异再嫁的女子，心中怀念着前夫的恩爱，所以笑不出来；但面对新丈夫无微不至的关怀，她又不能哭，只能把千言万语咽回肚子里去。李商隐写的是贵公主，却用上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从这句诗中，可以看出李商隐徘徊于两党之间的矛盾心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