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商三者，并称实业，而三者之中，农为尤要。必有农，然后工商之技，乃可得而施。中国从前，称农为本业，工商为末业，若除去其轻视工商，几乎视为分利之意，而单就本末两字的本义立论，其见解是不错的。所以农业的发达，实在是人类划时代的进步。有农业，然后人类的食物，乃能为无限制的扩充，人口的增加，才无限制。人类才必须定住。一切物质文明，乃获有基础。精神文化，亦就渐次发达了。人类至此，剩余的财产才多，成为掠夺的目的。劳力亦更形宝贵，相互间的战争，自此频繁，社会内部的组织，亦更形复杂了。世界上的文明，起源于几个特别肥沃的地点。比较正确的历史，亦是自此开始的。这和农业有极深切的关系，而中国亦是其中之一。
在农业开始以前，游猎的阶段，很为普遍。在第一章中，业经提及。渔猎之民，视其所居之地，或进为畜牧，或进为农耕。中国古代，似乎是自渔猎径进于农耕的。传说中的三皇：燧人氏钻木取火，教民熟食，以避腥臊伤害肠胃，显然是渔猎时代的酋长。伏羲，亦作庖牺。皇甫谧《帝王世纪》，说为“取牺牲以供庖厨”，《礼记·月令》《疏》引。实为望文生义。《白虎通义·号篇》云“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则羲字与化字同义，所称颂的乃其德业。至于其时的生业，则《易·系辞传》明言其“为网罟以田以渔”，其为渔猎时代的酋长，亦无疑义。伏羲之后为神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就正式进入农业时代，我国文明的历史，从此开始了。三皇之后为五帝。颛顼、帝喾，可考的事迹很少。黄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与神农战，似乎是游牧部落的酋长。然这不过是一种荒怪的传说，《五帝本纪》同时亦言其“艺五种”，而除此之外，亦绝无黄帝为游牧民族的证据。《尧典》则有命羲和“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之文。《尧典》固然是后人所作，并非当时史官的记录。然后人所作，亦不能谓其全无根据。殷、周之祖，是略与尧、舜同时的。《诗经》中的《生民》、《公刘》，乃周人自述其祖宗之事，当不致全属子虚。《书经》中的《无逸》，乃周公诰诫成王之语，述殷、周的历史，亦必比较可信。《无逸》中述殷之祖甲云：“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此人实即太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正指其为伊尹所放之事。述高宗云：“旧劳于外，爰暨小人。”皆显见其为农业时代的贤君。周之先世，如大王、王季、文王等，更不必论了。古书的记载，诚多未可偏信。然合全体而观之，自五帝以来，社会的组织，和政治上的斗争，必与较高度的文明相伴，而非游牧或渔猎部族所能有。然则自神农氏以后，我国久已成为农业发达的民族了。古史年代，虽难确考，然孟子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尽心下篇》。和韩非子所谓殷、周七百余岁，虞、夏二千余岁；《显学篇》。乐毅《报燕惠王书》所谓“收八百岁之畜积”；谓齐自周初建国，至为昭王所破时。大致都相合的，决不会是臆造。然则自尧、舜至周末，当略近二千年。自秦始皇统一天下至民国纪元，相距二千一百三十二年。自尧、舜追溯农业发达之时，亦必在千年左右。我国农业发达，总在距今五千年之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