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要说的是大名鼎鼎的李鸿章。
李鸿章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是腐朽没落、外强中干、色厉内荏的晚清的社会时代产物，是中国官僚体制下的一个集大成者，是清代官场的一个标本。
首先，李鸿章是个“不倒翁”。一生中，他始终处于各种矛盾的中心，经常在夹缝里讨生活。上面坐着阴险的老太后、怯懦的小皇帝，身旁围绕着数不清的王爷、太监、宰辅、权臣，一个个钩心斗角，狗扯羊皮，像乌眼鸡似的。而李鸿章居然能够斡旋其间，纵横肆应，游刃有余，如他自己所说“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他当政的几十年间，朝廷的每一件大事都和他挂连着。咱们不妨掰着指头算一算，晚清时期那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哪一个不是经他手签订的！他真的成了“签约专业户”。这样难免遭来连番的痛骂。可是，骂归骂，他却照样官运亨通，而且越做越大。单就这一点来说，当时的满朝文武，从他的老师曾国藩算起，包括光绪皇帝的教师爷翁同龢，号称“变色龙”的张之洞，还有后来的阴谋家袁世凯，大概没有谁能比得过他。
这当然得力于李鸿章宦术高明，手腕圆活。他有一套善于腾挪、招架的过硬本领，是一个出色的“太极拳师”。
李鸿章还有一种形象，就是“撞钟的和尚”。“我能活几年？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这是他的夫子自道。当时掣肘、下绊者极多，他处境十分艰难，话里夹带着哀怨，透露出几分牢骚。那时候，社会上流行着两首《一剪梅》词：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
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通，一味谦恭。
大臣经济要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
万般人事要从容，议也毋庸，驳也毋庸。
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
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
流芳百世更无穷，不谥文忠，便谥文恭。
这形象地概括了晚清官场中的流弊。不过，李鸿章的勤政是出了名的，他既做官又做事，不是那种“多磕头少说话”、敷衍塞责、坐啸画诺的混混儿。七十四岁那年，他还奉旨出访俄国，尔后水陆兼程，遍游欧美，历时二百天，奔波九万里。对于大清王朝，他称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当然，最具哲学意味的还是“裱糊匠”的形象。李鸿章曾把清王朝比作一间破纸屋，自己是个裱糊匠，不过东补西贴、敷衍一时，支吾对付而已。正所谓：屋不成屋还是屋，糊无可糊偏要糊。他所扮演的正是这种角色。
他这一辈子，虽然没有大起大落，却是大红大绿伴随着大青大紫：一方面活得有头有脸，风光无限，生荣死哀，名闻四海；另一方面，又受够了苦，遭足了罪，活得憋憋屈屈，窝窝囊囊，像一个饱遭老拳的伤号，浑身青一块紫一块。北宋那个“奉旨填词”的柳三变，是“忍把浮名，换得浅斟低唱”；“李二先生”倒是：忍把功名，换得骂名远扬。
二
李鸿章所处的时代——如他自己所说——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李鸿章出生于道光继统的第三个年头（1823年）。鸦片战争那一年，他中了秀才；从此，中国的国门被英国人的舰炮轰开，天朝大国的神话开始破灭。封建王朝的末世大体相似，但晚清又有其独特性。其他王朝所遇到的威胁，或来自边疆，或遭遇民变，或祸起萧墙；而晚清七十年间，海外列强饿虎扑食一般蜂拥而上。外边面临着瓜分惨剧，内囊里又溃烂得一塌糊涂，女主昏庸残暴，文恬武嬉，官场腐败达于极点。在这种情势下，李鸿章的“裱糊匠”角色，可以说是命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