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代文宗、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宋代几位同在“八大家”之列的文学巨擘各有说法。
以雄视百代之宏才主盟文坛的东坡居士称颂韩愈“文起八代[1]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苏轼说：“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八代”也好，“天下”也好，都是把韩愈之文作为中华古代文明瑰宝的极品，放到“古今之变”的最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考量，从而确立其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还是这位眼空四海的大文豪，曾经断然说：“唐无文章，唯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云：‘不若且放，教退之独步。’”
无独有偶，宋代另一位文坛盟主、发现并拔擢苏轼的伯乐——欧阳修，也曾以韩文作为学习楷模。欧阳修在应进士试落第之后，曾两次取出韩文研读，发出了“学者当至于是而止尔”的赞叹。
苏轼的老父亲苏洵则评论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
上面说的是韩愈之文，那么他的诗呢？欧阳修有言：“退之笔力，无施不可，而尝以诗为文章末事，故其诗曰：‘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也。然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此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论；而余独爱其工于用韵也。”清代著名诗评家叶燮在其名作《原诗》中说：“杜甫之诗，冠绝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唯韩愈、苏轼，其才力与甫抗衡，鼎立为三。韩诗无一处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以其境界独辟、才力充沛、想象雄奇、不甘蹈袭前人，成为“唐诗之一大变”。现代著名学者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对韩诗有如下论断：“从创作实践来看，韩愈主要是继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体格变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传统，独立开拓道路。”当代著名学者孙昌武指出：“对韩愈诗文风格的总评价，一般归结为‘雄奇’、‘奇伟’、‘奇诡’等，甚至说‘奇者极于韩’（清朱彝尊语）。……韩愈尚奇，首先决定于他的思想意识。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郁结下的愤懑之气无可发泄，加上他又具有学奇好胜、不安凡庸的个性，这都促使他在创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学特征。”（《韩愈选集·前言》）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列举历代名家赞颂韩愈诗文的宏言谠论，是想说明一件事。“手持文柄，高视寰海；权衡低昂，瞻我所在；三十余年，声名塞天”；“古人中求，为敌盖寡”（唐刘禹锡语），号称“文章巨公”“百代文宗”的韩愈，竟然在科举考场上屡试屡挫——四应礼部进士试只一得，三试于吏部博学宏词科竟无一成，求仕之难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啊！说来让人感到疑惑，又颇为气闷和感伤。
二
唐德宗贞元二年（786年），韩愈离开宣州，赴京师长安应举求官。当时，韩愈从其他举子那里了解到进士试的程式、命题的方法，又看了往年礼部所试赋、诗、策等试题，“以为可无学而能”，并没有太当一回事。韩愈办了县、府两级甄选手续，获得乡贡资格之后，便于贞元四年投身礼部春闱进士考试。韩愈万万没有料到，竟然连续三届皆未得中，与原来想的“一战而霸”大相径庭。在愧愤交加之下，写下了五古《县斋有怀》，有“人情忌殊异，世路多权诈。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之句。贞元八年（公元792年），韩愈第四次应礼部进士试，多亏遇上了爱才识才且“长于辞翰”的兵部侍郎陆贽权知贡举，才被录取。在此次中第的二十三名进士中，韩愈名列第十四，是年二十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