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十五六世纪间，王守仁出，而学风才一变。王守仁的宗旨，是以人心的灵明为“知”，这个知，是生来就有的，无待于学，所以谓之“良知”。良知是能够知是知非的，只有昏蔽，不会丧失。如此，凭你在“事上磨炼”也好，“静处体悟”也好，简单直捷，一了百了。这真是理学中最后最透彻之说。明朝末年，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出，学风又有转变。顾炎武的特色，在于（一）博学，（二）实事求是，（三）讲求实用。与炎武同时几个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实事的。这时代的社会经济，颇为可怜。建设的情形，实在有些退化了。这一由于地方的款项，多提归中央；一由于北方遭外族长期占据的结果。
元明时代的学术思想
元明时代的学术思想，是承宋朝而渐变的。理学本兴起于北方，然到南宋时北方反而绝迹了。元兵下湖北，得儒者赵复，北方的学者，多奉以为师。程、朱之学，乃复行于北。直到十五六世纪间，王守仁出，而学风才一变。王守仁的宗旨，是以人心的灵明为“知”，这个知，是生来就有的，无待于学，所以谓之“良知”。良知是能够知是知非的，只有昏蔽，不会丧失。人只要时时磨砺他，使他晶莹，遵照他的命令做就得了。这个便唤作“致良知”。这是何等简易直捷的方法。
王守仁的“致良知”
王守仁之说，是承陆九渊之绪，而又将他发挥光大的。所以后来的人，亦把他和九渊并称，谓之陆王，和程朱相对待。守仁之说，以心之灵明为“知”，为人人所同具。无论如何昏蔽，不能没有存在的。此“知”是生来就有的，无待于学，所以谓之“良知”。人人皆有“良知”，故无不知是非之理。但这所谓“知”，并非如寻常人所谓“知”，专属于知识方面。“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知其恶，自然就恶，知其善，自然就好。决非先知其恶，再立一个心去恶；先知其好，再立一个心去好的。好之深，自然欲不做而不能自已；恶之甚，自然万不肯去做。所以说“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所以说“知行合一”。既然知行就是一事，所以人只要在这“知”上用功夫，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时时提醒“良知”，遵照他的指示做：莫要由他昏蔽，这个便是“致良知”。如此，凭你在“事上磨炼”也好，“静处体悟”也好，简单直捷，一了百了。这真是理学中最后最透彻之说，几经进化，然后悟出来的。（《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295—296页）
理学家的流弊，在于空疏；王学既行，更加以“猖狂妄行”之弊；人心就要穷而思返了。加以明朝末年，内政腐败，外敌凭陵；所以顾炎武、黄宗羲等大儒出，学风又有转变。顾先生做《日知录》，说：“有亡国，有亡天下。国之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所谓“国”，就是现在所谓王朝；所谓“天下”，就是所谓国家，这是给民族主义以何等的意识。黄先生《明夷待访录》，对于君主政体，痛下攻击，也是专制时代的人所不能言，不敢言的。此外，他们关于根本问题的议论还极多。而他们读书又极博，一洗前此空疏之弊，又为清朝的考据学，导其先路。
顾炎武的特色
顾炎武的特色，在于（一）博学。他于学问，是无所不窥的。看他所著的《日知录》，便可以知道。（二）实事求是。无论讲什么学问，都不以主观的判断为满足，而必有客观的证据。看他所著的《日知录》《音学五书》，便可知道。（三）讲求实用。与炎武同时几个明末的大儒，都是想做实事的，不是想谈学问的。所以他们讲学问，也带有实用的色彩。看顾炎武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便可以知道。与炎武同时的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刘献廷等，都带有这种色彩。（《白话本国史》第四册，第103页）
元明时代的文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