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的大权旁落，总是由于兵权和财权的旁落。宋太祖有鉴于此，所以特设转运使于各路，以收财赋之权。诸州的兵，强的都升为禁军，弱的才留在本州。如此一来，前此兵骄和外重之患，就都除掉了。然而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宋朝的政策，是聚天下强悍不轨之人以为兵，而聚天下之财于中央以养之。到后来，养兵未得其用，而财政却因之而竭蹶，就成为积弱之势了。王安石的新法，用意是很好的。但行之不得其宜，以致有名无实，或者反致骚扰。在朝诸臣，纷纷反对，遂分为新、旧两党。
宋朝的积弱
中国虽然统一了，燕、云未复，总是一个很大的创伤。所以宋太宗灭北汉后，就进兵伐辽，不幸打得大败。后来又北伐一次，亦不得利，辽人却屡次南侵，到真宗时，遂成澶渊之盟，宋朝出岁币，和辽国讲和（辽主称宋为兄。宋给辽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此事在一〇〇四年。真宗死后，仁宗继立，西夏又造反，前后用兵十年，宋朝亦总不得利。一〇四四年，亦以岁赐成和（银绢共二十五万两、匹）。
宋初国势不振
宋朝若要以力服契丹，非有几十万大兵，能够连年出征，攻下了城能够守，对于契丹地方，还要能加以破坏扰乱不可。这不是容易的事，所以宋太祖不肯轻举。而太宗失之轻敌，灭北汉后，不顾兵力的疲敝，立刻进攻。于是有高梁河之败。至九八五年，太宗又命将分道北伐，亦不利。而契丹反频岁南侵。自燕、云割弃后，山西方面，还有雁门关可守，河北方面，徒恃塘泺以限戎马，是可以御小敌，而不足以御大军的。契丹大举深入，便可直达汴梁对岸的大名，宋朝受威胁殊甚。一〇〇四年，辽圣宗奉其母入寇，至澶州。真宗听了宰相寇准的话，御驾亲征，才算把契丹吓退。然毕竟以岁币成和。（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宋朝开国未几，国势业已陷于不振了。（《吕著中国通史》下册，第478页）
宋朝积弱的原因
宋朝的积弱如此，却是为什么呢？原来宋朝承晚唐、五代之后，不得不厉行中央集权政策。宋太祖既于燕会之际，讽示宿卫诸将，令其解除兵权；各州武臣出缺的，又都代以文臣；州、刺史、县令，都不除人，命京朝官出知（“知”是差遣的名词，本官不除人）。设转运使于各路，以经理财赋。诸州的兵，强壮的都送进京，升为“禁军”；留州的谓之“厢军”，是无甚战斗力的。重要去处，却命禁军轮班前往守卫，谓之“番戍”（“番”字，就是唐、宋时候的“班”字）。如此，藩镇跋扈之弊，自然没有了。然而后来，兵数日增，而战斗力反日减。中国历代的取民，本是以田租、口税为正宗的。唐中叶以后，因地方为藩镇所专，国用不足，乃收盐、茶等税以给用；还有藩镇所兴的苛税和商税等，宋朝虽尽力减免，因为养兵之故，亦未能全行除掉。仁宗以后，兵数超过百万，既不能对外作战，却又不敢说裁，遂成为“竭天下之财，以养无用之兵”的局面了。
宋初政策的利弊
中央的大权旁落，总是由于兵权和财权的旁落。宋太祖有鉴于此，所以特设转运使于各路，以收财赋之权。诸州的兵，强的都升为禁军，直隶三衙。弱的才留在本州，谓之厢军，不甚教阅，名为兵，其实不过给役而已。如此一来，前此兵骄和外重之患，就都除掉了。然而天下事有利必有弊。宋朝的政策，是聚天下强悍不轨之人以为兵，而聚天下之财于中央以养之。到后来，养兵未得其用，而财政却因之而竭蹶，就成为积弱之势了。又历代的宰相，于事都无所不统。宋朝则中书治民，三司理财，枢密主兵，各不相知，而言路之权又特重。这原是因大权都集于中央，以此防内重之弊的。立法之初，亦可谓具有深意。然而宰相既无大权，而举动又多掣肘，欲图改革，其事就甚难了。这就是后来王安石等所以不能有所成就，而反致酿成党争的原因。（《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 本国史》上册，第217页）
宋代社会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