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革命家之老子
上篇说老子以前的时势，和那种时势所发生的思潮。老子亲眼看到了那种时势，又受了那些思潮的影响，故他的思想，完全是那个时代的产儿，完全是那个时代的反映。请看他对于当时政治的评判：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
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敦敢？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这四段都是很激烈的议论。读者若记得《伐檀》《硕鼠》两篇诗，便知老子所说“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和“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的话，乃是当时社会的真实情形。
更回想《苕之华》诗中“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话，便知老子所说“民不畏死”，“民之轻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轻死”的话，也是当时的真实情形。人谁不求生？到了“知我如此不如无生”的时候，束手安分也是死，造反作乱也是死，自然轻死，自然不畏死了。
还有老子反对有为的政治，主张无为无事的政治，也是当时政治的反映。凡是主张无为的政治哲学，都是对干涉政策的反映。因为政府用干涉政策，却又没干涉的本领，越干涉越弄糟了，故挑起一种反动，主张放任无为。欧洲十八世纪的经济学者政治学者，多主张放任主义，正因为当时的政府实在太腐败无能，不配干涉人民的活动。
老子的无为主义，依我看来，也是因为当时的政府不配有为，偏要有为；不配干涉，偏要干涉，所以弄得“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法令滋彰，盗贼多有”。
上篇所引《瞻卬》诗说的：“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此宜无罪，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覆说之。”那种虐政的效果，可使百姓人人都有“匪鹑匪鸢，翰飞戾天；匪鳣匪鲔，潜逃于渊”的感想（老子尤恨当时的兵祸连年，故书中屡攻击武力政策。如“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兵者不祥之器”，“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皆是）。
故老子说：“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老子对于那种时势，产生了激烈的反应，创立了一种革命的政治哲学。他说：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所以他主张：
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
这是极端的破坏主义。他对于国家政治，便主张极端的放任。他说：
治大国若烹小鲜（河上公主：烹小鱼不去肠，不去鳞，不敢挠，恐其糜也）。
又说：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其政闷闷，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又说：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乃也）。犹兮其贵言（贵言，不轻易其言也。所谓“行不言之教”是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老子理想中的政治，是极端的放任无为，要使功成事遂，就让百姓以为全是自然应该如此，不说是君主之功。故“太上，下知有之”，是说政府完全放任无为，百姓的心里只觉得有个政府的存在罢了；实际上是“天高皇帝远”，有政府和无政府一样。“下知有之”，《永乐大典》本及吴澄本皆作“不知有之”；日本版本作“下不知有之”，说此意更进一层，更明显了。
我叙述老子的哲学，先说他的政治学说。我的意思是要人知道哲学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有些人说，哲学起于人类惊疑之念，以为人类目睹宇宙间万物的变化生灭，惊欢疑怪，要想寻出一个满意的解释，于是便产生了哲学。这话未必尽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