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的晚期，齐国成为学术思想的一个重镇。《史记》说：
宣王（齐宣王的年代颇有疑问。依《史记·六国表》，当西历纪元前342～324年。依《资治通鉴》，当前332～314年）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史记》四六）
《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里也说：
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史记》七四）
齐有三邹子。其前邹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国政，封为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
其次邹衍，后孟子。……邹奭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
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同上）
《史记》记齐国的事，最杂乱无条理，大概是因为史料散失的缘故。《孟子荀卿列传》更杂乱不易读。
但“稷下”的先生们，似乎确有这么一回事；虽然不一定有“数百千人”的数目，大概当时曾有一番盛况，故留下“稷下先生”的传说（彭更问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此可见稷下“数百千人”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我们可以说，前四世纪的晚年，齐国因君主的提倡，招集了许多思想家，“不治而议论”，造成了稷下讲学的风气（稷下有种种解说：或说稷是城门，或说是山名）。稷下的先生们不全是齐人，但这种遗风便造成了“齐学”的历史背景。
司马迁说：
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史记》一二九）
班固引刘向、朱赣诸人之说，也道：
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少五谷而人民寡，乃劝以女工之业，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凑。……其俗弥侈，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至今其土（士？）多好经术，矜功名，舒缓阔达而足智。其失夸奢朋党，言与行缪，虚诈不情。（《汉书》二八）
这个民族有迂缓阔达而好议论的风气，有足智的长处，又有夸大虚诈的短处。足智而好议论，故其人勇于思想，勇于想象，能发新奇的议论。迂远而夸大，故他们的想像力往往不受理智的制裁，遂容易造成许多怪异而不近情实的议论。
《庄子》里说，“齐谐者，志怪者也。”孟子驳咸丘蒙道：“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可见齐人的夸诞是当时人公认的。这便是“齐学”的民族的背景。
齐民族自古以来有“八神将”的崇拜，《史记·封禅书》说得很详细。八神将是
一、天主 二、地主 三、兵主 四、阴主
五、阳主 六、月主 七、日主 八、四时主
这个宗教本是初民拜物拜自然的迷信，稍稍加上一点组织，便成了天地日月阴阳四时兵的系统了。试看天主祠在“天齐”，天齐是临淄的一个泉水，有五泉并出，民间以为这是天的脐眼，故尊为“天脐”。
这里还可见初民的迷信状态。拜天的脐眼，和拜“阴主、阳主”，同属于初民崇拜**的迷信。由男女而推想到天地日月，以天配地，以日配月，都成了男女夫妇的关系。
再进一步，便是从男女的关系上推想出“阴”“阳”两种势力来。阴阳的信仰起于齐民族，后来经过齐鲁儒生和燕齐方士的改变和宣传，便成了中国中古思想的一个中心思想。这也是齐学的民族的背景。
梁启超先生曾说：
《仪礼》全书中无阴阳二字，其他三经（《诗》《书》《易》之卦辞爻辞）所有……“阴”字……皆用云覆日之义，……或覆蔽之引申义。……其“阳”字皆……以阳为日，……或用向日和暖之引申义。（《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饮冰室文集》卷六十七）
他又指出，《老子》中只有“负阴而抱阳”一句；《彖传》《象传》里也只有一个阴字，一个阳字。他又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