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法家”之名
古代本没有什么法家，读了上章的人应当知道慎到属于老子、杨朱、庄子一系；尹文的人生哲学近于墨家，他的名学纯粹是儒家。又应当知道孔子的正名论，老子的天道论，墨家的法的观念，都是中国法理学的基本观念。
故我认为中国古代只有法理学，只有法治的学说，并无所谓法家。中国法理学应当是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发展的最为发达，故有许多人附会古代有名的政治家如管仲、商鞅、申不害之流，造出许多讲法治的书。
后人没有历史眼光，遂把一切讲法治的书统称为“法家”，其实是错的。但法家之名沿用已久了，故现在也用此名。但本章所讲，注重中国古代法理学说，并不限于《汉书·艺文志》所谓“法家”。
二、所谓“法家”的一些人物及其代表作
1.管仲与《管子》 管子在老子、孔子之前。他的书大概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人假造的，其后又被人加入许多不相干的材料。
2.申不害与《申子》 申不害曾作过韩昭侯的国相。昭侯在位应当在公元前358至前333年。大概申不害在当时是一个大政治家。今《申子》书已不传了。许多书所引佚文，有“圣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数而不任说……置法而不变”等语，似乎不是申不害的原著。
3.商鞅与《商君书》 卫人公孙鞅于公元前361年入秦，见孝公，劝他变法。孝公听了他的话，定变法之令，“设告相坐而责其实，连什伍而同其罪。赏厚而信，刑重而必。”公孙鞅的政策只是用赏罚来提倡实业，提倡武力。
这种政策功效极大，秦国渐渐富强，立下后来吞并六国的基础。公孙鞅后封列侯，号商君，但他变法时结怨甚多，故秦孝公一死，商君就遭车裂之刑而死。商君是一个大政治家，主张用严刑重赏来治理国家。故他立法：“斩一首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又“步过六尺者有罚，弃灰于道者被刑”。这不过是重刑赏的政策，与法理学没有关系。现在所传的《商君书》二十四篇乃是商君死后的人所假造的书。
以上所提到的书都是假书，并且这三个人都不配称为法家。这些人物包括管仲、子产、申不害、商君都是实行的政治家，不是法理学家，故不该称为法家。但申不害与商君同时，都活跃于公元前四世纪中叶。他们的政策，都很有成效，所以产生了一种思想上的影响。有了他们那种用刑法的政治，方才有了学理的“法家”。正如先有农业，方才有农学；先有文法，方才有文法学；先有种种美术品，方才有美学。现在再说一下那些学理的“法家”和他们的书：
4.慎到与《慎子》
5.尹文与《尹文子》
6.尸佼与《尸子》
7.韩非与《韩非子》
韩非是韩国的公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卿。当时韩国国力削弱，韩非发愤著书，攻击当时政府“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因主张极端的“功用”主义，要国家变法，重刑罚，去无用的蠹虫，韩王不能用。
后来秦始皇看到了韩非的书，想收用他，遂急攻韩。韩王使韩非入秦说存韩的利益。秦王不重用他，后因李斯、姚贾的谗言，遂收韩非下狱。李斯使人送毒药给韩非，叫他自杀，韩非于是死在了监狱中。
三、“法”的哲学
要讲法的哲学，先需要说明几件事。
第一，千万不可把“刑罚”与“法”混为一谈。“刑罚”是自古以来就有的，“法”的观念则是战国末期才有的。古人早有刑罚，但刑罚并不能算是法理学家所称的“法”。比如现在的人捉住了做贼的人便用私刑拷打；又比如那些当兵的随意枪毙人，这都是刑罚，却不是依“法”办事。
第二，须知中国古代的成文法令的公布，是经过了许多的阻力，才渐渐实现的。春秋时的人不明白“成文法公布”的功用，反而认为刑律是越秘密越好，不应把法宣告于国人。这是古代专制政体的遗毒，虽当时出现的一些出色人才，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遗毒的影响。所以郑国子产铸刑书时，晋国叔向写信与子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