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的《中国哲学史》的最后一部分，向来不曾特别提出作为单独的讲题。现在把他提出重讲，固然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但这个题目本身却也有单独存在的理由。因为清代的思想确然和宋代或明代的思想大不相同，确然有他的特异的性质。
我们试取清代初年的大师的著作——关于思想的著作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俟解》《噩梦》。
这些书便和前一辈的《榕壇问业》（黄道周）《证人社会语》（刘宗周）显然不同，好像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一般。原来在那几十年之间，时代已变换了，讨论的问题也不同了，思想的路径和结果也就不同了。
至于稍晚一点的作品，颜元、李塨的书，戴震、焦循的书。更是宋明时代所没有。那是更容易见的，不用细说了。
我们现在要讲的是清代思想史，而不是清代哲学史，这就是说，我们注重那代表时代的思想家，而不注重那继承宋明传统的理学家。我们宁可取那做小说的吴敬梓与李汝珍，而不必取那讲理学的汤斌、张伯行。
我们看清代的思想史，可以看出四个大趋势：
1.实用主义。
2.反玄学的运动。
3.考证的精神。
4.历史的研究。
我们可以借清学的开山祖师顾炎武（1613～1681）的一生来说明这四种趋势。顾氏所以能成为一代开山大师，也正是因为他最能代表清代思想的种种特点。
一、实用主义
顾氏说：
孔门弟子不过四科，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
不尚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覆，宗社丘墟。……（《日知录》七）
他在别处又说：
今之君子……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
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也。（《与友人论学书》）
在建设的方面，他很简单地说：
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
士而不先为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同上）
这里他提出两个目标：一是行己有耻，一是博学于文。前者是要人把学问用到行为上去，后者是学问要切实用，不要“空虚”之学。
这两者都是实用主义的意义。他所谓“文”，略同我们所谓“文化”，他自己曾解释“博学于文”说：
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传》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谥法，经纬天地曰文。（《日知录》七）
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顾氏一生即是一个榜样。他的人格，便是“行己有耻”的具体表现。他的著作，“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利病书·序》）多注重民生国计，故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等书；而《日知录》中最精彩的部分多在制度名物的历史的研究。
顾氏以下，颜元、李塨一派最代表实用主义的趋势。颜李之学后虽稍衰，但嘉道以后的今文学派，自庄存与以至康有为，也都偏重实用的方面。
二、反玄学的运动
玄学有两个方向：
一是先天象数之学；
二是心性之学，故反玄学的运动也有两个方面。
1.攻击先天图书之学：顾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