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敬的方面是容易推翻的。但致知穷理的方面是程朱的特别立脚点；陆王骂他们“支离”，颜李骂他们“无用”，都不能动摇他们。
顾炎武以下的大师虽然攻击宋明以来的先天象数之学，虽然攻击那空虚的心学，始终不敢公然否认程朱所提倡的格物致知的学说。他们的经学和史学也都默认为与穷理致知，“下学上达”的学说是并行不悖的。故惠士奇（1671～1741）为汉学大师，而自书楹联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江藩：《宋学渊源记》引论中引）
打倒程朱，只有一条路，就是从穷理致知的路上，超过程朱，用穷理致知的结果来反攻穷理致知的程朱。戴震用的就是这个法子。戴氏说程朱“详于论敬而略于论学。”（《疏证》十四）这九个字的控诉是向来没有人敢提起的。也只有清朝学问极盛的时代可以产生这样大胆的控诉。
陆王嫌程朱论学太多，而戴氏却嫌他们论学太略！程朱说穷理；戴氏指出他们的根本错误有两点：一是说理得于天而具于心，一是说理一而分殊。
他主张理在于事情，不在于心中；人的心知只是一种能知的工具，可以训练成“能审察事情而准”的智慧。他又主张理是多元的，只是事物的条理，并没有什么“浑然一体而散为万事”的天理。
穷理正是程朱说的“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今日穷一理，明日又穷一理”；但这种功夫并不是“明善以复其初”；并不是妄想那“一旦豁然贯通”的大彻大悟。
格物穷理的目的只是戴氏自己说的
一事豁然使无余蕴，更一事而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进于圣智，虽未学之事，岂足以穷其智哉？（《疏证》四一）
所谓“致知”，只是“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同上）。这真是清朝学术全盛时代的哲学。这才是用穷理致知的学说来反攻程朱。
至于戴氏论性，论道，论情，论欲，也都是用格物穷理的方法，根据古训作护符，根据经验作底子，所以能摧破五六百年推崇的旧说，而建立他的新理学。
戴震的哲学，从历史上看来，可说是宋明理学的根本革命，也可以说是新理学的建设，——哲学的中兴。
但是一百三十年的朴学的风气，养成了“襞绩补苴”的学风，学者只能吃桑叶而不能吐丝；有时吐丝，也只能作茧而不能织成锦绣文章。全个智识阶级都像剥夺了“哲学化”的能力，戴上了近视眼镜，不但不敢组织系统的哲学，并且不认得系统的哲学了。
当戴震死时（1777），北京的同志作挽联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年谱》，页四一）然而戴震的门下，传经学的有人，传音韵学的有人，传古制度学的有人；只是传他的哲学的，竟没有人。他的弟子之中，最能赏识他的哲学的，要算洪榜。
洪榜作戴震的行状，叙述他的哲学最能得他的要旨。他把戴氏的《答彭进士允初书》（凡五千字，中含《孟子字义疏证》的一部分的要旨》）全录在这篇行状里。当时朱筠便主张删去此篇，他说：“可不必载；戴氏可传者不在此。”洪榜作书与朱筠，极力辩论他所以表彰戴氏之意。
当时的行状初本里总算把这篇长书保留住了（此据段作《年谱》页三四）。但后来戴震的儿子中立终于删去此书（此据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传》）。朱筠是当时最能赏识戴震的一个人，竟不能了解他的哲学思想的重要；甚至于他自己的儿子也附和着朱筠的意见。这也可见“解人”真难得了。
我们现在可以摘抄洪榜给朱筠的信，以表现戴氏初死时他的哲学引起的反动。洪榜先总括朱筠所以主张删去《答彭进士书》，大概有三层理由：
（一）谓程朱大贤，立身制行卓绝，不当攻击；
（二）谓经生贵有家法，汉学自汉，宋学自宋；今既详度数，精训故，不当复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掩所长；
（三）儒生是学得成的，圣贤是学不成的；今说戴氏“闻道知德”，恐有溢美之辞。洪榜驳第一层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