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世纪中，中国佛教中起了两个大运动，一个可说是古典主义的，一个可说是浪漫主义的。古典主义的代表是玄奘（死于664年）。他“既遍谒众师，备飧其说，详考其义，各擅宗途，验诸圣典，亦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乃誓游西方，以问所惑。”
他的宗旨是回到印度去寻求最后的权威，来做中国佛教的标准，所以我们可以叫他做古典主义的代表。他冒了大险，出游十七年，中间在摩竭陀国斩的那烂陀寺留学五年。回国之后，在十九年中（645～663）译出经论凡一千三百三十卷。唐太宗高宗都为他作序。不幸那时代的印度佛教已堕落到末期的烦琐哲学与咒术宗教。玄奘带回来的印度最新思想，乃是唯识的心理学与因明的论理学。这种心理学把心的官能和心的对象等分析作六百六十法，可算是烦琐的极致了。
中国人的思想习惯吃不下这一帖药，中国的语言文字也不够表现这种牛毛尖上的分析。虽有玄奘一派的提倡，虽有帝王的庇护，这个古典运动终归失败了。在中国思想上，这运动可算是不曾发生什么重大影响。
看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看《瑜伽师地论》、看《百法明门论》，看窥基的《因明大疏》。
印度的古代咒术宗教本来早已充分吸收到大乘佛教里面了。大乘佛教盛时，咒术只成为佛教的一小部分（看《法华经》的第二十六品）。大乘佛教的末路，秘密的咒术成为正宗，在中国叫做密宗，在日本叫做真言宗。真言即是咒语，即是陀罗尼。
他们相信文字声音都有不可思议的神力，一个字或一个字母各有宗教的意义。他们的宗教完全成了咒诵、祈祷、轨议的宗教。八世纪中，三个印度和尚——善无畏、金铡智、不空，——来中国提倡密宗，都得帝王的尊崇。但这个最低下的宗教，在当时虽然也曾盛行几十年，究竟不能得着中国思想界的看重。九世纪以后，密教遂衰歇了。
看蒋维乔译《中国佛教史》卷二。
这两个运动（唯识与密教）其实只是一个运动，密教即是唯识玄学的产儿，唯识只是密教的门面幌子。古典主义的运动要直接回到印度，而印度给了我们这两件最新又最低下的法宝。幸而这个中华民族血管里还有一点抵抗力，这两件法宝都没有发生多大效力。
这时候，中国已另起了一个浪漫的大运动，使中国佛教起一个内部大革命，这个革命可叫做禅宗运动。革命的首领是广东一个不识字的慧能和尚。
慧能（死于713年）的来历和师承世系，我们都不很明白。我们至多可说，当七八世纪之间，他在韶州、广州一带提倡一种很动人的新教义。他说：不用求净土，净土只在你心中。不用坐禅，见你本性即是禅。不用修功德，见性是功，平等是德。
他说：“向来人劝你归依佛，归依法，归依僧。我劝你归依自性三宝，三宝都在你心里：归依觉（佛），归依正（法），归依净（僧）：这是自性的三宝。”
他又说：“向来人说三身佛，我今告诉你，三身佛都在你自身中，见自性净，即是清净法身佛；一念思量化生万法，即是自性化身佛；念念善，即是自性报身佛。”
他说：“我本性元来清净；识心见性，自成佛道。——慧能教人，大旨如此。后人所谓“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即是此义。在那个玄奘提倡唯识的烦琐玄学的时代，此种顿悟教义自是一大革命势力。”
看敦煌写本《坛经》（收在《大正大藏经》第四十八卷）。试比较《坛经》现行本。
参看胡适《神会和尚集》；又《坛经考》之一，《坛经考》之二（《论学近著》）。
当慧能在南方独唱顿悟教义之时，荆州玉泉寺有个神秀老禅师，被武后迎请到长安（约700年），其时他年已九十。备受朝野的尊崇，号称“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他自称是菩提达摩建立的楞伽宗的嫡派。他死时（706年），当代大手笔张说作碑，叙述他的传法世系如下表：
达摩——惠可——僧璨——道信——弘忍——神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