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知识分子阶层是文字来表达乡土意识，不同时代的差别问题也很重要。亦即从科举教育出发、部分吸收西方文明，但仍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知识分子，与那些接受学校教育、西方“新文化”的新知识分子有所区别。这样的差异导致的对民间文化的态度，究竟有何不同？抑或有其连续性？

胡祖德的《沪谚》是为了社会教育而收集各种俗语、俗曲的编纂物，不如说其中还表达了传统知识分子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可以看出他们理想中的秩序，即通过对乡土的公共心而对“爱国”有所贡献。换句话说，是希望以乡土秩序为媒介，做出对国家秩序和整体秩序的贡献。对他们来说，民间文化始终是改良乡土秩序或教化民众的手段。这一点与清末启蒙运动的宗旨是连贯的。

20世纪初到20世纪20年代，江南市镇社会流行“新文化”，即各种援引自西方的思想和主义，提出多元的国家建设和恢复秩序的构想。在吴江县及其周边地域，以“爱国诗人”柳亚子为中心的文人组成新南社，致力于在地域社会普及新文化，主要方法是在大镇上发行地方报纸。这也凸显了身为读者的新知识分子阶层的存在。

新知识分子以大镇为中心，开展的事业之一，是平民教育运动。在此，“迷信”的民俗不但是被改造的对象，还作为民众教化的手段而被加以利用，这是从清末启蒙运动源流中汲取而来的经验。然而在此后发现“民众”的过程中，民俗虽获得积极的评价，其固有价值被发现，可是在以文明为尺度对迷信定罪这一点上，却并非发现民俗的本意。换言之，拥有这样民间文化的乡土，与其说是与文明有一定距离，不如说是为了促进文明化而需要被改造、改良的对象。这种乡土形象的两面性，彰显了地方知识分子是以文明化为尺度来认识乡土，面临着显而易见的困难。

上述分析清末民初地域社会的变化，如果借用山田贤所谓的“包含两个重心的不安定椭圆”比喻的话，可以说椭圆的两个重心差异扩大，进一步增加了不安定的状态。亦即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变迁中，非正式、半正式的“地方公事”历经再生产，被纳入国家、地方政府的各种制度之中，地方的“制度化”不一定带来地域社会的整合。如城乡对立情形所显示的，既得利益、地域利害的对立则愈加显明。一方面，主张乡土逻辑具有对立、去整合化的趋向；另一方面，从地域社会的另一个重心——秩序意识来看，可以发现在描述乡土的方式中，存在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及性质。对当地知识分子而言，乡土是实践“合群”最现实的起点，因为要从乡土开始，向县、省、国进行同心圆状的扩展，从而实现整体秩序的恢复。但是看一下“合群”展现出来的乡土形象就会发现，无论是对传统士绅阶层还是新知识分子而言，乡土既然连一草一木也要被热爱，又是为了文明化必须改良的对象，无形中成了一个具有双重内涵的东西。

那么，为了确保地域利益分权化的趋势，以乡土为起点的秩序内容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本书第一部讨论既得利益、地域利害使得地方的离心力越来越强化，而第二部分析地方精英阶层在地域社会中极力主张乡土秩序的重要性，必须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关联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同心圆秩序既是他们致力实现的理想，同时也具有显示自身行为正当性的意义。因而，地域社会这椭圆的两个重心，可能并非相同或相斥，而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