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对司马迁撰述《太史公》之目的颇已论述。不过，《太史公》之完成，除了满足司马迁本人的意旨之外，作为新学术本身，是否即有足以支持其自主存在之凭借与目的？按：《自序》最后云：“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集解》云：“迁言以所撰取协于经、异传、百家之说耳，谦不敢比经艺也。”甚是。盖百家用史立说，然孔子既殁，仲尼弟子已人人异端，战国以来诸子门徒更各自异说，所述之历史问题需要考论真相而整齐之，始能还原重建历史，据以廓清其讹，判断其说。司马迁此统一与重建历史之目的，原本就是顺着其父“所欲论著”的意旨而来，执此以言，司马迁赋予《史记》之学术目的，是要它成为一部天下史文之汇宗，集诸子百家说法而折中统一之，俾能作最后取则依归的学术。司马谈遗嘱谓孔子修六艺，“学者至今则之”。司马迁为孔子作世家，传末伸其景仰之心，推崇地说：“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於夫子。可谓至圣矣！”[23]天下言六艺者折中于孔子，《史记》成，则天下言古今历史文化者，将取则于司马迁，斯所以始有“俟后世圣人君子”的期望。

欲其学术为后世学者取则，此固为《史记》本身的目的之一，但前文所引“成一家之言”之句，实亦蕴含了另一种学术目的。这句话的意义，《报任少卿书》即有说明云：

仆窃不逊，近自托於无能之辞，罔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段话译为今语，即：我透过劣拙的文字叙述以重建历史，其方法历程，为全面搜集史料，对事实进行考证，研究及解释它的发展趋势和因果关系，完成此一百三十篇的《太史公》书，我也希望透过此书，究极天人的关系，通彻古今的变化，建立自己的一家之言。

由于末三句话常为人所引用和解说，意见亦颇纷纭，故不惮在此全段加以意译，俾便讨论。

前面论及司马迁虽也进行价值判断的工作，但他主要的意图不在撰著一部说教性历史书。他希望透过事实的探索研究，完成一部就事论事的实证性史著，因而他注意到孔子作《春秋》和序《书传》有性质上和方法上的不同。他认为孔子序《书传》，实为编次古代历史文化史料以成教科书的工作，是后人能“疏通知远”之基础，故在《孔子世家》中引述孔子之言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此言源出《论语·八佾篇》，而删其“文献不足故也”一句。盖文指典籍所载，献指人物言论，[24]皆为史料。孔子删编六艺，《礼》《春秋》之性质无疑是文，《书》《诗》之性质无疑是献，文献不足则不能言论，文献足则能征信，此言必有据、论必列证，正是史学之文献主义主张。司马迁继承此观念方法而又加以扩充发扬，观其《史记》诸太史公曰，常谓读某某书，至某某地而听采父老缙绅之言，据以考论史实，前引《五帝本纪》太史公曰即作可为表证。然而，其所谓“罔罗天下放失旧闻”似不仅止于此。《史记》诸太史公曰常见其考察历史现场，参观古迹遗物，甚至采择写真图像（如采张良图像），近代史学所谓之田野考察、采访口述以至图像史料，其端已见于史公，是以谓其对史料之观念方法，继承孔子而又扩充发扬之。据此搜得以考论史实始能获得历史真相，史公不仅知之甚谙，兼且为之甚练，以故才有上述《报任少卿书》之言。其此观念认知源自孔子，方法操作而又过之，所以作者谓其秉持文献主义之外，而又开发实证主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