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主的尊严不可冒犯，史家对君主作批判，诚为不可忍之事。即使史家据实而书，若涉及其行之不当、错误或道德上罪恶诸事，实皆足以影响其声望，其至危及其统治权威。有识乎此，故汉武帝怒削两本纪，孔僖、崔骃几因论史蒙祸。武帝之怒削与梁郁之能告入，足以反映统治者具有此方面的意识，进而对史家与史学给予严重的关切，乃至可能产生畏惧感。汉明帝向班固批评司马迁非谊士和《史记》乃微文刺讥、贬损当世之作，认为不及司马相如之忠贤。明帝之意，虽知后者夸言无行，但临死所遗文赋犹力颂汉休，此即远较前者为可取。因而他充分表示了君主并不理会臣子人格及著作是否正当而有价值，而只问其人是否效忠于己，赞美于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并非不忠于汉武帝，是则明帝之所谓忠，乃指魏文帝“三求”之忠——或者可说是愚忠阿谀而已。由是，傅玄批评班固之《汉书》“饰主阙”等，刘毅之建议早撰注记载颂邓太后的德政，实为此种意识下应有的反应。

新史学前期的西汉时代，统治者已有识乎此，但表现并不强烈。补续《史记》之好事者，实即具有补续国史的意义，而君主犹未力加干预。诸好事者之中，刘向的弟子冯商，以待诏身份奉诏续《太史公》书，这是司马迁以来，政府首次参与修史的先声，但其意识及意图则未详。此下补续《史记》诸人，多有奉诏为之者，而以班彪、杨终最堪留意。杨终习《春秋》，明帝时入兰台，章帝初建议召开白虎观整齐经传之大会，后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21]杨终是道德意识颇重之儒者，他将五十二万余言的《史记》删为十余万言，约达五分之四，可谓大删特删了。明帝时代正是官方意识及欲控制史学表现得最强烈之时，假如推测不错，则杨终奉诏的工作，其目的之一当是针对《史记》微文刺讥及贬损当世也，是则其后的王允就蔡邕事件严苛地批判司马迁，应是代表光武、明、章以后的官方意识——包括君主和当权大臣的恐惧史家批判或直书之意识矣。

新史学运动诸子使统治者对史学关切的另一问题，即为上下名分，班彪父子在这方面发生了关键性的影响。原夫新史学结构之中，本纪并不专用以述帝王，前已言之。班彪续《史记》，一面本着扬雄对司马迁的批判，至谓“其（指迁）论学术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之咎也”；一面则批评“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因而其着遂“不为世家，唯纪、传而已”。[22]这两方面——人格思想及著作结构——的批判，对其子班固影响甚大。就后一批判而言，班彪对《史记》之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所下的定义，实是他自己的定义，与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末所言并不合。班彪作如是之言，若非不明司马迁立此三体例之旨，则当为误解其旨，或有意强解己意于司马迁之上，甚者竟或为了迎合统治者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