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斯焦娜就在这种内心的极度矛盾中得不到解脱,终于在绝望中投河自杀,安德烈则闻讯后逃往深山。村子里的人在埋葬了纳斯焦娜后,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妇女们哭了几声,觉得纳斯焦娜怪可怜。不难看出,小说向历史和人文两个维度展开艺术的思考。卫国战争是保家卫国的战争,是反对德国法西斯的进步的、正义的战争,任何人对祖国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神圣的历史责任,临阵脱逃就是背叛,就沦为历史的罪人,最终都会受到谴责和惩罚的。逃兵安德烈最后逃往深山,与野兽同群,不能见人,就是应得的“惩罚”。纳斯焦娜感到自己欺骗大家,感到压力,感到羞愧,最终感到绝望,感到生活不下去,也是历史的铁一般的原则给予教训的结果。但是,很明显,作品在充分展开这个原则的同时,另一个原则,即人文的原则也在作品的人物身上展开。特别是在纳斯焦娜的身上,展开了“历史原则”与“人文原则”的激烈冲突。作家并没有把纳斯焦娜当作“反面人物”来写。作家以他的生花妙笔细致地揭示了她的内心矛盾,她的善良,她的勤劳,她的富于人性和牺牲自己的品质等,并都给予了充分的抒情性的笔墨,并不是一味谴责她。作者拉斯普京说:

我不完全同意批评家认为中篇小说《活着,可要记住》的主要人物是个逃兵的看法。小说的主要人物是纳斯焦娜。我一动笔就一心要表现这样一个妇女,她富有忘我的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心地善良……为了更充分地表现她的性格,必须把这个妇女置于一种特殊的环境,让她内心的一切显示出来。我决定最好是把她置于战争的环境,就像小说所发生的情况那样。[15]

的确,作家是把纳斯焦娜作为主要的人物来写,而且不仅如此,还把她作为一个富有人性和人性光彩的人物来写,把她作为一个真正的人来写。作家自觉不自觉地通过纳斯焦娜的内心冲突,展示历史责任的呼声与人文关怀理想的对立和斗争。纳斯焦娜在安德烈作为逃兵出现后,始终面临“困境”:一方面,她作为一个公民,祖国的责任始终在她心中跃动,使她不安,使她羞愧,使她感到自己自外于人民,这是历史的呼声一再在她心中像号角般响起;可另一方面,她作为一个妻子,对安德烈的爱情以及怜悯之情,她无法割断与丈夫的联系,特别是丈夫处在“困难”中,需要她的帮助,她不能不理睬,不能不对他倾注情感,她善良的心不能不这样做,这是人文的力量促使她如此去行动。这样,历史的向度和人文的向度在她内心分裂为两种不同的力量,进行着殊死的“较量”。或许有人认为纳斯焦娜还有别的选择,为什么非把自己置身于这种困境中?让我们听听作者自己的解释。

现在谈谈纳斯焦娜。读者准备好出现这种情况,或者她本人告发自己的丈夫,或者她迫使他出面认罪。可是纳斯焦娜既没有这样做,也没有那样做。而我应当加以证明,通过证明,让读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的行为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她照另一种方式行事,这已经是另一篇中篇小说了,小说也应当由另外的作者来写。我觉得,我能够证明纳斯焦娜行为的必然性。[16]

事实上,作家已证明了纳斯焦娜的行为的必然性。作家通过纳斯焦娜内心活动的真实描写,特别是她的为人处世的真实描写,证明了纳斯焦娜只能有这样一种选择,而没有其他的选择。这里特别要注意的一点是,作者说,如果小说照她的另一种方式行事,那么“应当由另外的作者来写”,这就清楚地说明纳斯焦娜的内心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者的社会人格结构中历史力量与人文关怀这两个维度的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纳斯焦娜”不过是作家的另外一个“自我”。作者不能不选择这种“困境”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