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月前，一位30多年没见面，记忆中从没有说过话的女同学将我拉进初中班级的微信群里，另一位同学出示一张泛黄的照片，说是我们当年的毕业照，希望我辨认出一些同学。而我却一头雾水，连自己都认不出来了。经多人指证，说其中一个男生是我，并且结论完全相同；我只好同意说，那就是，那就是。然而在内心里，我却实在想不起来，曾照过这样一张照片。
多么遥远的岁月呀。
去年暑假，我回安仁小住。临回上海前，带儿子到我初中的母校游览。曾经那么熟悉的校园，早已找不到当年的一点影子。记忆中教学楼所在的位置，虽然仍矮矮地立着一幢楼房，却已成为学生宿舍，飘着花花绿绿的衣裤。更奇怪的是，居然有三层而不是两层。经向人打听，始知确实是当年的教学楼，只不过在十几年前加盖了一层。外人已无法入内，令人徒生“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慨。
一切的一切，都已经变得苍茫幻漫。然而在我脑海，有一幅图景却依然鲜活。闭上眼睛，我仍能准确地感知这周遭30多年前的那个世界。那些山，那些草木，那些农田，那些水塘沟圳；还有当年行走过的田埂、林中小路，以及上学途中见到的各种人、事、风景。当然，更忘不了的是多少次上学路上的那些欢乐、迷惘和忧伤。
1977年秋，我已经在安平公社石基头小学的初中部开学几天了，家父从县城捎信回来，让我转学到县城去读书。转学证上打的是转到安仁一中。到达的当晚，他带我去一中找教导处皮主任，可是出差了。找不到接头的人，父亲打算让我回去。在教育界服务已多年的堂兄浩然建议，既然来了，何不去城关中学一试？他去找了在城关中学工作的陈振明老师，经她联系，校方同意我转来就读。于是我就成了城关中学的学生。
城关中学位于张家山（“家”方言音读作“古”），行政上属城关公社，当时完全是城郊。我从父亲工作的建筑公司出发，经过副食品公司、老红军大院，或经过车站前面的田埂，走到纵贯县城的主干道上；再往北走，左边经过运输公司、公安局，右边走过县中队、教育局，南北向的通道就到此为止。眼前横着一条东西向大垅，对面山上坐落着银行，右前方是孤零零的林业局。从教育局右侧下到垅里，沿着田埂，逶逶迤迤地走到张家山。沿着一条长长的小路，越过不太明显的山脊，眼前出现两排砖房，这就是城关中学了。两层楼的一栋，是教学楼。教室之间隔着一些单身宿舍。前面一排平房，则是食堂，以及几户带家属的老师住房。
当时的校园完全没有形状。没有围墙，也没有任何地界标志物。左边不远是高耸的枫树林，中间有些较大的空隙。有一次我们还在树林间开过全校大会。右边几十米开外有一口很大的水塘，差不多可以叫水库。在水塘和教学楼之间，有一小块泥地，这就是操场。我们就在这里上体育课。操场后面，有一大片当时感觉一望无际的旱土。每天夕阳西下，水塘对面的农机局在暮霭中露出剪影。夏秋时节，经常有同学在水塘里嬉水。偶尔县中队的士兵也会到塘边的泥地上来练习投手榴弹。
我入校时全校5个班。初二有四班、五班，初一为六班、七班、八班。我开始在八班，后来重编，被分到六班。在八班时，班主任是全洪发老师；到六班后，班主任先是王瑞和老师，后来直到毕业，为段邦华老师。
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年代。“**”虽然在一年前已结束，但社会各方面的变革还在酝酿。我们入校时，社会上对于读书还不是很重视（正因为如此，我才能轻而易举地从乡下转学到城关）；入校不久，高考恢复了。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影响所及，不仅是改变教育体系本身的评断标准，还整个转换了全社会各方面的价值取向。它意味着社会流动不再靠权力、凭关系，而必须拼真才实学。全社会对于科学、对于知识以及知识分子的尊重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