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唐长孺两先生对《桃花源记》的解读
今年是唐长孺先生驾鹤西游的第十年。近日从网上读到胡宝国先生题为《走近唐长孺》的帖子，作者以一个魏晋南北朝史专家的身份，对唐先生的学术成就和治学风格做了十分亲切、精微的解说，读来令人兴味盎然。这实在是极好的学术史材料，可惜以往林林总总的学术史大多不能给我们类似的享受。
胡先生在帖子中也讲到陈寅恪先生，说：“唐先生最可贵的是，他虽然深受陈先生影响，也非常尊敬陈先生，但他并没有对自己所崇拜的对象采取迷信的态度。相反，在《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中，唐先生对陈先生的观点提出了有力的反驳，令人不能不信服。他在研究领域的广泛与眼光的敏锐、小中见大诸方面都像陈寅恪，但他得结论时要比陈先生更稳一些。”然后胡先生进一步发挥道：“他总是把话说得极有分寸，让人难以反驳，所以和唐先生商榷的文章极难见到。……唐先生文字朴素，从不虚张声势。读他的文章很舒服，仿佛冬日的夜晚，一个老人坐在火炉旁，手捧一杯热茶，正从容不迫地向你讲述着一些古老的故事，讲述着他的道理。”
我得承认，这段文字让我非常之感动，并由此生发出许多联想。胡宝国先生的确是解人，能够把那么复杂的感受转换成这么一幅鲜活的图景。现如今，能这样读书的怕已经不多了。只是凭我对陈寅恪和唐长孺两位先生的尊敬，我总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学术对话恐怕不是一个简单的有明确结论的谁对谁错的问题。两位先生关于《桃花源记》的文章我都读过，私下里也经常将他们的这两篇文章相互比较。我感觉，这两篇文章讨论的似乎并不完全是同一个思维层面的问题，与其说是证明与反驳，还不如说悟与证两种思维取向的不同更合适一些。在这里我试将个人的浅见表露一番，希望能得到学界同好的指正。
陈寅恪先生的《桃花源记旁证》一文发表于1936年，早于唐长孺先生《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20年。但两位先生写文章时的年纪很接近，都在45岁左右。陈先生认为“陶渊明《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因而他“就纪实立说”，得出的结论主要有四点：
甲、真实之桃花源在北方之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之武陵。
乙、真实之桃花源居人所避之秦乃苻秦，而非嬴秦。
丙、桃花源记纪实之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闻见之材料而作成。
唐先生在其《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一文的开头引述了上列前三点，稍作分析后认为：
桃花源的故事本是南方一种传说，这种传说晋、宋之间流行于荆湘。
他且述且论，依次列举刘敬叔《异苑》卷1所载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因而入石穴见异境，《云笈七签》卷120引《神仙感遇传》所载蜀民射鹿入小成都，庾仲冲《雍荆记》所载武陵西阳县蛮人元嘉中射鹿入石穴见异境，以及《太平寰宇记》卷73彭州九陇县白鹿山条引《周地图记》四条资料。然后他总结道：
我们可以设想，这个故事先在荆、湘一带传播，陶渊明所闻为渔人捕鱼，发见异境，而稍后的刘敬叔所闻则是为射鹿的蛮人所发见。以后故事又流入蜀地，这个异境也就移到了彭州九陇县，也可能九陇县本有相似传说，说那里有一个隐藏着的小成都，后来和荆、湘传来的射鹿入石穴故事相结合，才构成《周地图记》所载的故事内容。
表面上看，唐先生的结论显得比陈先生的结论更厚实一些，但细想之后不然。问题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简单。两位先生展开问题的线路完全不一致。陈先生用的有点像演绎法，唐先生在质疑之前对其进行分析道：
（陈先生）文中从避难入山推到坞保组织，又从坞保推到“檀山坞”和“皇天源”。又以“皇天源”所在地的阌乡即古之桃林而推到桃花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