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此其时，主张改良、保皇、民权的梁启超，他在立宪到来的时刻，其精神状态又如何的呢？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县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举人出身。
1894年，发生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战败，强迫政府赔款割地。次年4月17日，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字少荃，道光进士）以政府议和全权代表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梁启超与他的同道、师长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举时，这位还只有22岁的青年学子与年近四十的康有为带一千三百多举人示威游行，要求拒签和约，迁都抗战。闹得政府威风扫地。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后到美国与康老师会晤，谋求与革命党人孙中山联合，却遭到康有为拒绝。梁在美国受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他到处发表改良与保皇的演说，赢得了许多华人的支持，包括一些美国人。这里有一件富有喜剧性色彩的插曲，那是国民党元老冯自由在其《中华民国开国的革命史》所写，显然抱有成见的味道，说是没有吧，但又活灵活现：
梁启超在旧金山的时候，一个名叫弗肯伯格的退役军官主动提出为保皇会服务。梁启超以“中国首相”名义授予弗肯伯格“中国改良军队大元帅”头衔。然而后来，当一位叫霍默·利的军事评论家竭力巴结他的时候，梁启超又授予他以同样显赫的头衔。弗肯伯格听到这个消息，对梁提出强烈抗议，并同另外那个大元帅展开了公开论战。梁启超对他们两介人的许诺于是被公开了。梁启超只好以个人的名誉在对利的任命书上签了字，霍默·利这才得到那个职位。但在1911年保皇会的信誉扫地，梁在美国会见了孙逸仙并主动提出与革命党合作。革命发生后，梁在南京作了一个时期孙中山的顾问。
另据哥利克和洪生华在《沉默的剑》记载：“1899年梁在日本遇到孙逸仙，他们一起策划了让梁返回美国，假装成康有为的拥护者加入保皇会，作为孙中山的密探，1900年，梁在日本遇到康有为，加入了保皇会，并成为中华帝国改良军总司令。”
在美国、日本等国，梁启超为康有为的保皇摇旗呐喊，声威烈焰铺天盖地，给革命党人带来浓厚的阴影及其阻力。作为革命党阵营的领袖孙中山深为忧虑头痛，为此，孙作出奋击，这从他在1904年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
我正在美国进行反对改良党人的艰苦斗争，并且在五六个地方击败了他们。我打算到所有有中国人的地方去旅行，我相信在三四个月内在所有他们到过的地方战胜他们。我不认为做这件事对我是困难的，因为梁启超在那里时使他们的影响处于**的时候，但是现在，改良运动已逐渐堕入颓废中。
使孙中山奋起反击改良派的原因有其中一点：“1903年，在前往美国途中，孙中山访问了檀香山。在那里，他面对着梁启超的朋友们办的《新中国报》的极大敌意。在旧金山，一位加入‘保皇会’的海关人员居然阻止他登陆。梁启超的旅行和笔杆已经在他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强化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冲突。当梁启超回到日本时，他也就回到了一个在过去的几年中日益激烈的派别斗争中（美国作者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