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同盟会领袖、革命党人孙中山，他本人并不主张暗杀。仅次于他的黄兴，因多次起义失败而生“暗杀”一事。黄兴在致巴达维维亚华侨书报社同人称：“自三月事败（指1911年黄花岗之役），弟愤同事诸人之畏缩，以致徒伤英锐之同志，故愿专事暗杀一方面。”孙中山知道后，批评道：“暗杀……
亦为不值。敌之势力未破，其造恶者不过个人甲乙之更替，而我以党人之良搏之，其代价实不相当。”
孙中山所说的“良搏”，其中内蕴着对生命权利的尊重及其正义感。他设计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充满了“平等、自由、博爱”底蕴。
他自幼受中国《论语》中讲到的“泛爱”、“仁者无敌”、“仁者爱人”的熏陶，又受到《圣经》“博爱”的洗礼，以及受了美国《人权宣言》上讲到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每个人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设立政府，无论何时，任何形式，只要破坏上述目标，人们就有权改革或废除它，并创造新政府”的影响。这对一个追求创建民国共和的革命家来说，是比较完善的心灵修养。伍立扬在《铁血黄花》一书中，对孙中山处在那个“暗杀时代”的革命的两难境遇，有着恰如其分的评估及其慨叹：
中山先生不可思议之人格魅力，除有天赋奇智以外，更由其素养、学识、敏锐、识力、亢爽、深情、沉着、率真、勇毅综合而成。那些后来成为大功臣、大革命家的留日学生，在当时与先生识，亲炙教诲，也就从“山有小孔，仿佛有光”的小隧道，一下子进入了土地平旷、阡陌纵横的桃花源，顿有豁然眼明的开朗了。个人的行为绝非沧海一粟，当其涌上社会行为风浪的顶尖，即带动生命力寻求更为良性的循环。值此万本萧疏的时代，回望那智窍开心时分，令人何等眷念不置啊！
中山先生，以他的学养、识见、修为、口才、敏悟、大气、坚忍、勇毅、平和，综合造成一种极饶魅力的人格形象内涵。在世界各地奔走革命问，影响吸引各阶层人士。
我们知道，孙中山至死不渝地贯彻“和平、奋斗、救中国”的理念。他在推动民主共和的进程中，再三强调：“革命青年在推翻满清朝廷，只是推翻其专制政体，而对满人生命则予以尊重。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和基础，又在保障人权，令人民有参政的自由与权利，令人人不受政治迫害和清算斗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党人的竭忠尽智，碎骨捐躯，其意在此。”
在孙中山看来，真正的革命者，不是为当皇帝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建立共和社会，才是一个政党的真正目标。在说到政党政治时，他曾说：“人民之凭借在政党，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政党之性质，非常高尚，宜重党纲，宜重党德，吾人宜注重此点，以与他党争胜。……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政治始有进步”。
所谓“党德”，即是孙中山在无论何时，都秉持“以仁制暴”的革命精神。他注意到，醉心暗杀之恐怖，看似反对政府，但终究会造成民间的负担和灾难。孙中山对压制人心的暴政，是永远反对的，但也是从容不迫的。他始终认为：对暗杀这个恐怖性质，充其量应“惟与革命进行事机相应，及不至摇动我根本计划者，乃可行耳。”（语见《孙中山集外集》）。然而，在辛亥革命前夜，孙中山无法完全阻拦革命党人的暗杀行动。他们往往性急如湍流。而且多如史坚如那样信奉孔子“杀身成仁”的壮举，但多半是因“反清复明”或“狙击清廷的立宪”而甘愿付出生命的义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