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中说，喻云纪是四川人，他初到日本时候，“是个风流倜傥的翩翩少年”。他“赋性聪敏”，“在研究炸弹制造方面，有重要的创造发明”。国内发生的谋炸的炸弹多半出自他手。1909年，同盟会的许多革命党人因多次起义失败，“愤不欲生，亟谋刺杀清朝官吏，以为报复”。这个时候，把守长江口的两江总督正是端方，而把守珠江口的是水师提督李准，这两人，成为革命党人仇恨集中的焦点。这年夏天，暗杀团获知端方因调任北洋大臣会从汉口经过，因当时还没有津浦铁路，所以端方选择由江苏到北京溯江至汉口转京汉铁路则很便当。方君瑛是暗杀团长，她决定让喻云纪同另外几个同志去汉口察看形势。她和吴玉章等人在日本负责购置器材和筹措经费。
喻云纪到汉口后住在孙武那里。孙武协助他到汉口北面的刘家庙车站附近去勘察了地形。哪里布雷、哪里藏人以及如何引线拉火，都做了周密的计划。但是，“端方却狡猾得很，他表面装作取道上海，但到镇江后诡称要去焦山一游，即偷偷地转回上海乘轮船北上去了”。于是，他们的一场心血白费。
还有另一场白费心血的是谋炸摄政王载津案。
时在香港的汪精卫（1883—1944，广东番禺人，祖籍安徽婺源，后迁居浙江山阴，父游广东，改入番禺籍。名兆铭，字季新。1903年入日本法政大学，同盟会评议员，一度任《民报》主编），他认为与其暗杀地方官员，不如暗杀中央首要。而且“京师之地才是根本之地，即使不能成事，亦能振奋人心”。因此他向吴玉章索寄炸弹，吴这时对暗杀活动的兴趣已不大，因受到孙中山的影响，已不赞成暗杀，加之他对“这位貌若处子的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而且对爆性技术一窍不通”的汪精卫不那么放心，便回信婉拒：
征诸历史，各国革命失败时，则暗杀之风必蛊。诚以志士仁人，见大势已去，惟有一死以报国。其志可嘉，其行亦可悯矣。今我革命非无希望，敌人正造谣说革命必归失败，以图涣散我革命之人心。……如果兄也随吾党勇壮之士去实行暗杀，即令有成，也徒使敌人造谣，志士灰心，党也受莫大损失。弟不赞成此举，故不能寄药品（指炸弹）来。
可是，汪精卫接信后回信说：
革命之事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日釜，一曰薪。釜之为德，在一恒字。水不能蚀，火不能融，水火交煎，皆能忍受。此正如我革命党人，百折不挠，再接再厉。薪之为德，在一烈字。炬火熊熊，光焰万丈，顾体质虽毁，借其余热，可以熟饭。此亦正如我革命党人，一往独前，舍生取义。……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兄如爱我，望即贿寄各物。
吴玉章见汪如此大义正德，无话可说，便寄炸弹给他。暗杀团长方君瑛亲自带喻云纪、黄复生应约去北京与汪汇集布置。
喻、黄在琉璃厂开了一家守真照相馆作机关。汪精卫此时担任同盟会南方支部书记，正与陈璧君热恋，双双欲飞燕京。孙中山获悉他欲北上行刺，并不同意他冒险，但汪已决计要干，在临行前，他向孙中山说：只有冒险成功，才能“挽回党人的精神”，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孙中山不同意他去暗杀载沣，但又“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吴玉章称：“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几次起义失败后，‘汪精卫颇为失望，遂约集同志数人入北京，与虏酋拼命。’孙中山先生算是把汪精卫看透了，汪的确是由于失望才想去拼命的。”言下之意，孙中山并不满意这样的“拼命”。但他对欲搞暗杀的党人，显然失去了有效的控制。
对谋炸载沣的行动，吴玉章在《辛亥革命》一书中描述了这一失败的情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