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一位被义和团诅咒的人，仍然是慈禧赏识的李鸿章，当政府走投无路，奈何不了侵略者时，他被慈禧再三督促北上议和。
李鸿章是被很多书生，包括康、梁都十分赞美的深知“大变局”的人物。他们只看到了李搞现代化的方便少数利益集团生活的一面的政绩，而没有看到大多数人生活在死亡线上的一面。
另外，李鸿章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帮助慈禧、光绪搞政治改革。从1901年1月至4月，慈禧连下两道新政懿旨，这两道懿旨，除了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等迎合外，他和其他封疆大吏、王公权贵对这变法诏令基本上是持冷淡态度。
新政懿旨中就有批评洋务运动带来的误区。因此上谕“希望突破洋务运动的藩篱，指出了‘察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
李鸿章是继曾国藩致力洋务运动的最努力者。单就铁路火车一项来说，没有李鸿章，慈禧不可能在中南海坐上火车，中国人今后也不可能坐上。
前面讲过慈禧忌讳建铁路破坏风水。中法战争以后，洋务派为图自强，大修铁路之议渐起，主张最烈的是时任北洋大臣总督的李鸿章，他的重要粉丝是台湾巡抚刘铭传和湖广总督张之洞。但反对的声浪高唱入云，因为造铁路免不了破坏民间坟茔的风水，不少民居也会遭到拆迁，而中国人尤重土安迁，难免引起政府与百姓的矛盾，慈禧因这个担忧而不敢做主造铁路。但之后坏了满清的，恰恰就是因为铁路。例如李鸿章开通了一条由天津至唐山的铁路，另一条由天津到通州的铁路，给以后八国联军进京无形中提供了方便。又例如将铁路收回国有的矛盾，最为激烈冲突的是发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的四川保路运动，这些或许不是她的忧虑，但某种忧虑会蕴涵某种预感。铁路在辛亥革命时代，已经纵横南北，为国内战争起到了更胜一筹的便利。
铁路，西方工业革命的铁龙，引入了晚清，让黄龙旗折断，令中国的田园诗荒芜，使自然主义作家幻灭。
然而，却给中国人的出行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便捷。
当时的慈禧，她对铁路的忧虑，也被主持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的主管弄得转忧为喜、心花怒放。李鸿章等洋务派看到了铁路的美好前景，如上节讲，他想修铁路，又怕慈禧不满，因而自己不出面，由唐廷枢出面。有个策士向李鸿章献计，要他先投慈禧欢悦，先尝尝铁路的甜头。台湾历史作家高阳在《手掌上的夕阳》说：
策士献计说，目前颐和园正在兴修，重修西苑的工程，快将竣工。
西苑三海，中南海比较热闹，北海则嫌冷落，巡游不便，如能自紫光阁开始，修一条轻便铁路往北，那里好些具景观之处，亦能邀慈舆一顾，必为慈禧所欣许。及至离宫禁苑亦有了铁路，朝士又何敢再唱反调？在征得醇亲王（即亦缳，其时在铁道部挂名主管，实由李鸿章主管）同意后，由李莲英等人进言，终于获得慈禧允许。
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月，第一期工程完工。据《翁同和日记》载：
合肥（指李鸿章）以六火轮车进呈，今日呈太位御览。今紫光阁铁路已成，未可知否。
慈禧试车，李鸿章亲自检视。太后十分满意。李鸿章便大张旗鼓建造津通铁路。但接着而来是宫内失火，保守派大臣奏请“修省”，于是慈禧又下令停造津通铁路。未及两月，又同意了。后来慈禧又坐上开通了由西苑至涿州以南的高碑店，以及至易州谒西陵的特制花车。这特制花车是时任芦汉铁路督盛宣怀派人改装的，改装好后，盛宣怀与直隶总督袁世凯来中南海一块检视。高阳在《手掌上的夕阳》一书里，还记了袁世凯与盛宣怀在检视时有着一笔有趣的历史细节，从中可见洋务派人物是如何让慈禧尝足坐火车的甜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