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此分类方式去观察人类的哲学活动，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的主导理路显然是理论哲学，无论是古代哲学还是近代哲学，基本上都属于理论哲学之理路；实践哲学虽然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有所发展，但是，一则在他那里思辨或理论活动仍具有最高的位置，另则这一实践哲学传统在其后并未得到如理论哲学传统那般的高度发展。这样一种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理路贯穿于西方从古代到近代的哲学之中，直到19世纪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登峰造极之后，才受到认真的挑战。而既然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是两种可能的哲学理路，那么，对于形而上学或理论哲学理路的挑战，便只能是来自于实践哲学。诚如倪梁康先生所言，“实际上黑格尔以后的现代哲学，在总体上是某种意义上的实践哲学，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反形而上学”。这样，作为反形而上学理解的实践哲学，便包含了一个相当宽广的系谱。这也就是说，在黑格尔之后，西方哲学发生了一次具有根本意义的转向，而这一转向，若追溯其源头，则非马克思莫属。或者说，早在理论哲学获得高度发展并暴露出其理论困境的19世纪，马克思就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开创了一种新的实践哲学路向。这一路向的根本特征是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新理解。关于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马克思有过大量的论述证明他的哲学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对此，人们是不难从马克思本人的有关言说中找到证明的。马克思在许多场合谈到过的哲学的终结或对于哲学的否定，显然就是对于整个传统理论哲学的否定。既然其前西方哲学的主流一直是理论哲学，那么，马克思对于哲学的否定便是对于理论哲学理路的否定。

西方实践哲学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那里去。但马克思的哲学虽然与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有类似之处，却又有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体现在对于实践概念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于实践在人类生活中地位的不同理解上。基于这种不同，我们可以进而把实践哲学区分为古代和现代两种类型或范式。在这种区分中，中国古代哲学当可视之为一种古代实践哲学的典范，而马克思哲学则是一种现代实践哲学的典范。而亚里士多德的那种与理论哲学并列、以处理那些理论哲学不能处理而又为人类生存之根本的问题的实践哲学（伦理学、政治学），则为西方古代哲学中之一特例。

但进一步看，现代实践哲学并非是铁板一块的东西，而是其中也有着十分不同的理论倾向。诚然，人们已经从对马克思与海德格尔、杜威等人的比较研究中，发现了其哲学的种种相似之处，但说原本的马克思哲学与杜威、海德格尔等人的哲学同属现代实践哲学范式，却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同一种哲学，具有同样的哲学主张。例如，从根本上说，他们都是激烈地反对旧形而上学的，就此而言，说他们的哲学属于现代实践哲学是不成问题的，但属于同一种思维范式的哲学，可能有着十分不同甚至对立的理论主张；而不属于同一种思维范式的哲学之间倒可能只是一种简单的不同。事实上，哲学理论之间的尖锐对立，一般说来也只发生于同一种思维范式的哲学之间，如古代的原子论与理念论之间的对立，近代的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对立。在现代实践哲学范式内，虽然都强调直接的生活世界的重要性，但马克思对于物质生产实践的重视却是与众不同的。而这正是马克思哲学之为唯物主义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