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18世纪唯物主义学说的研究，马克思对于自然、物质利益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形成了新的看法，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法国哲学唯物论与德国哲学辩证法综合了起来。这一综合的结果就是强调从“现实的个人”出发。所谓“现实的个人”，一方面他们是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的，“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2]。但由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相互中介而造成的分工的发展，导致了私有制和社会的分裂，导致了人们活动的异化，导致了人自身产生的力量反对人自身。这种现象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条件下，才能通过消灭分工和私有制加以克服；而未来的“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的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因而它就由此而使每个人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条件，使得少数人获得发展的垄断权与大多数人失去发展的可能性这二者之间的对立不再存在。

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于共产主义的论证比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产生了质的飞跃，但是，这里的论证仍然是在哲学层面上进行的。因而，对于未来理想社会及其实现方式的构想，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模糊的性质。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思想状况，还有待于深入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有待于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

剩余价值的发现，开始于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李嘉图劳动价值理论的肯定，但直到《资本论》的最初手稿即《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才大致确立。显然，只有在对于政治经济学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能够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作出更为现实的规定。正是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提出了另一个方面或另一种角度的规定。这就是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或自由时间的角度对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条件的规定。在自由时间中，人们就真正获得了全面发展的条件，即“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或“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3]。随后，在《资本论》的最后手稿中，马克思进而认为，在物质生产的领域，人类不可能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支配，而只能够通过消灭分工和私有制而扬弃历史必然性，使之不再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在最合理的条件下，进行物质生产，因为“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4]即“自然必然性的王国”。因而，人类在物质生产领域最终所能够实现的只是一种人类能力的有限发展，一种有限的自由，而人类能力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领域作为“真正的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5]。这就表明，马克思最终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得以充分实现的领域，不在于物质生产领域，而在于其外，即“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这一领域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即把人类能力的发展当作目的本身的“真正的自由王国”。

在划分“自然必然性的王国”和“真正的自由王国”的基础上，马克思进而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明确提出了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以及过渡时期的思想。既然在物质生产领域人类不可能摆脱自然必然性的支配，那么，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私有制所能够实现的就只能是有限的自由，而“真正的自由王国”则只能建立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基础上。因此，根据生产力发展的状况，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就必须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