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史学家的史学史情结

一、小引

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历史，任何学科也都有自己的历史。中国史学作为一种学问、一种工作，或作为一门学科，当然也有自己的历史，这就是中国史学史。

一般说来，人们对于什么是文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科技史等，都容易理解，而对于史学史却不免有点陌生之感。应当承认，各门学科的历史，都有其重要性，都应当受到重视。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这种重要性显得更加突出一些。这是因为：中国史学史是阐述中国史学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学问，具体地说，它是探索中华文明进程之记载与撰述的历史。为了认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人们要研读中国通史；为了认识中华文明进程是怎样被一代代史学家记载下来，又被一代代史学家撰写成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表述生动的历史著作的，人们就要研读中国史学史。读一点中国史学史，必定会有益于人们加深对中国历史的理解。

正因为如此，在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断凝聚起一个深沉的情结：撰写中国史学史，探索中华文明进程之记载与撰述的历史面貌。为此，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获得了可喜的进展，给20世纪中国学术史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二、撰写中国史学史：梁启超提出的问题

“五四”前后，受西学的影响，许多新学科勃然兴起，各种专史的研究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问题。1926—1927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做“补中国历史研究法”（也称“广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讲演，后经门人记录、整理，以《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为名出版。梁启超在此书的绪论中说道：

本演讲全部组织，可以分为“总论”、“分论”两部。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其宗旨在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于各种专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旧作所述，极为简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如何作法而已。此次讲演，较为详细，偏重研究专史如何下手，因为作通史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专史没有做好，通史更做不好。若是各人各做专史的一部分，大家合起来，便做成一部顶好的通史了。此次讲演，既然注重专史，所以又可叫做《各种专史研究法》。[2]

梁启超是从通史和专史的关系来说明研究的重要性的，这同他早年提出研究、撰写通史的主张有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近代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越来越明确地提出了专史研究的迫切性，这是“五四”前后学术史上的一个特点。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所论“专史的做法”，包括五种专史，即人的专史、事的专史、文物的专史、地方的专史、断代的专史等。梁启超所说的“文物的专史”又包含以下这些内容：经济专史、政治专史、文化专史。而“文化专史”又包括语言史、文字史、宗教史、学术思想史、文学史、美术史。其中，“学术思想史”则又包含道术史、史学史、社会科学史、自然科学史。在梁启超看来，“史学史”是属于文化专史中“学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学科划分是否合理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史学史”作为文化专史的一个方面被正式提出来了。[3]从学术史的发展来看，一门专史是否被明确地提出来，对于这个专史的发展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其一，相关的研究可以据此形成共同的出发点和发展目标；其二，这一研究在邻近的专史中才可能找到并确定自己的位置，从而丰富专史的门类，促进学术史的发展。“史学史”这一观念的提出，不仅把中国史学上久已存在的史学史意识推进到更加自觉的境界，而且使它具有了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史的属性，从而对中国历史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梁启超在讲到研究“文物的专史”的重要性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是很有启发意义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