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泊以明志，平静以致远。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受到牵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于怀，就会直接影响到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人要有平淡的心境求得舒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得人生之极乐。
淡定之怀不可少
儒家讲究“入世”，要“了却君王天下事，留得生前身后名”，功名利禄之心极重。但也有一些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品行高洁之土，他们或文字飘逸，或志趣高雅，讲求的是自娱自乐，独善其身，视功名利禄如浮云。
曾国藩一生政务、军务缠身，若说他没有功名利禄之心是不可能的。他在初次进京赶考时，就充满希望。他的好友刘蓉在评价当时的曾国藩时，用了“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一语。曾国藩在考中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又羞愧又失望，差一点就回家了。后来，由于几个好友的尽力规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才留下来，按时参加朝考。
有功名利禄之心，并为此锐意进取，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把功名利禄看得过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名逐利上，就走向了极端，走进了死胡同。人生丰富多彩，除了功名利禄，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可以去尝试，这样才是享受人生乐趣的做法。
曾国藩涉身军务，战争的激烈、残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争权夺利，时时刻刻让他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常常身心疲惫之极，描述自己身体状况的言语时常载于他的日记和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之中，而一旦谈及身体状况，就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对此曾国藩充满了羡慕之情。同治九年(1870) 四月八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阅《范文正集》尺牍，《年谱》中有云：“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一身从无中来，却归无中去。谁是亲疏?谁能主宰?既无奈何，即放心逍遥，任委来往。如此断了，既心气渐顺，五脏亦和，药方有效，食方有味也。只如安乐人忽有忧事，便吃食不下，何况久病，更忧生死，更忧身后，乃在大怖中，饮食安可得下?请宽心将息”云云。乃劝其中舍三哥之帖。余近日多忧多虑，正宜读此一段。
心胸宽广，把生死名利置于脑后，这样才会置心物外，身心舒畅。但曾国藩常常做不到这一点，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不安。对此，曾国藩心欲改之而又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可以看到曾国藩矛盾徘徊之复杂心态。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就这样写道：
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 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曾国藩以古人开阔胸怀、淡然物外的生活处世态度为榜样，以此作为自己立足于官场的不传之秘，不仅用它来排解自己心中急急于功名利禄的心思，还将其用于养生、长寿。他对李续宜说：
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亦复不登中寿，则知命之修短，事之成败，名之显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此外正当委心任运，淡泊相遭。阁下劝我宽怀，仆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
郁郁不乐是养生之大敌，要想生活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功名之心，没有了功名之心，政务、军务中的烦恼、不顺也就可以淡然处之。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之路上，有成也有败，这些都与个人的运气很有关系，不单纯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什么事都这么想得开，自然就心情舒畅了。就像曾国藩对李鸿裔所说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