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鲁迅（1881—1936年），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和教育家。鲁迅年幼时家境较好，13岁时，家境开始败落。为了避难，鲁迅到乡下的祖母家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家庭的变故，使得鲁迅从少年时就体验了人生的不易，特别是下层人民生活的艰难。
1898年，鲁迅进入南京水师学堂学习，后来进入南京路矿学堂，在这里学习了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学科。同时，他接触了赫胥黎的《天演论》，这使鲁迅认识到一个民族要想生存和发展，就要有自强、自立的精神。1902年，鲁迅赴日本学习医学。后来他发现，医学救不了中国，于是弃医从文，认为“医治国民的精神比医治国民的身体更加重要，从而从事思想启蒙运动”，想以此唤醒国人，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从日本回国后，鲁迅从事教育工作，曾在教育部和十多所大中专学校供职，有着近20年的工作经历。1936年10月，鲁迅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
鲁迅一生不仅把教育工作当作自己的职业，更把它当作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途径。他对儿童教育有着独到的见解。其教育思想隐含在他所著的杂文、书信中，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上海的儿童》《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看图识字》《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河南卢氏曹先生教译碑文》等。[5]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强烈批判了封建礼教“吃人”的本质，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及《故乡》中，指出儿童应该有他们的游戏和自由生活。
二、对传统儿童教育的批判
鲁迅从小就接受传统的教育，对传统教育的种种弊端深恶痛绝。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鲁迅经历了不同时期的教育变革，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学习和宣传“西学”，废除科举制，建立新式学堂，到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推行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等，这些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改革，但仍然保留着传统教育的痕迹。鲁迅对当时的教育有着清晰的认识，针对传统教育存在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
（一）对传统儿童观的批判
在封建时代，受传统的传宗接代思想和小农社会经济形式的影响，中国家庭追求多子多孙、人丁兴旺，忽略了对儿童的教育，鲁迅对此进行了批判。他指出：“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6]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而不是“‘人’之父”。他还指出，封建宗法制度和家长制观念又使得家庭中十分注重父母的权威和地位，儿童只是父母的附庸品，儿童不能有自己的思想，要绝对地服从父母。为此，在《狂人日记》《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等作品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呼吁把孩子从封建礼教的桎梏中解救出来。他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认为生命是要发展、要进化的，父母要认识到孩子与成人是不一样的，孩子有自己的世界，是一个独立的人，不要把孩子当作“成人的预备”或“缩小的成人”。
鲁迅认为，儿童童年时的成长与教育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家庭、学校和社会肩负着教育儿童的重要使命。但在封建专制下，教育只是封建专制统治者培养忠臣顺民的手段，是一种愚民的教育。他以蚂蚁为例对传统教育的这种教育目的进行批判，“蚂蚁中有一种武士蚁……掠取幼虫，使成奴隶，给它服役的，但奇怪的是它决不掠取成虫，因为已经难施教化。它所掠取的一定只限于幼虫和蛹，使在盗窟里长大，毫不记得先前，永远是愚忠的奴隶，不但服役，每当武士蚁出去劫掠的时候，它还跟在一起，帮着搬运那些被侵略的同族的幼虫和蛹去了”。[7]鲁迅指出这样的封建专制教育违背了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完全不顾儿童的身心成长，培养出来的儿童性格懦弱，胆小，萎靡不振，遇到事情退缩不前，完全没有儿童应有的那种健康、活泼和顽强的个性。儿童这种性格是历史的原因造成的，是“历朝压制”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