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张宗麟（1899—1976年），浙江绍兴人。1921年秋，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教育科，师从陶行知、陈鹤琴等著名教育家。1925年毕业后，协助陈鹤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成为中国第一个男性幼儿教师。1927年，至晓庄协助陶行知培养乡村教师，先后兼任晓庄第二院（幼稚师范）指导员、晓庄教导主任。1931年，他到福建集美幼稚师范任教员，次年兼任集美乡村师范校长。后历任桂林师专教师、重庆教育学院教务长、湖北教育学院教育系主任等职。1937年，张宗麟以国难教育社代表的身份参加宋庆龄等人发起的营救“七君子”活动，为国难教育社主编抗战课本。
1942年，张宗麟前往新四军淮南根据地，任江淮大学秘书长。1943年8月，他来到延安。在边区，张宗麟曾任延安大学教育系副主任、北方大学文教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教研室主任。北京解放后，张宗麟任北京军管会教育接管部副部长，后任高等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副司长，高等教育部计划财务司副司长、司长等职。1976年在上海逝世。张宗麟有关学前教育的主要著作已收入《张宗麟幼儿教育论集》。
二、论幼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幼稚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张宗麟在《幼稚教育概论》中指出：“各种儿童教育之发达，以幼稚教育为最迟，各种教育之收效，以幼稚教育为最难；髫龄稚子，能力薄弱，充其量而为之，不足当成人之一睐；于是社会上对于各种教育之轻视，亦以幼稚教育为最甚。然而静心默思，幼稚教育之重要，实为惊人”。[62]他认为，幼稚教育的重要性首先是由儿童对人生、对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性决定的。幼稚儿童在人生中的重要性，表现在“在生理上，此时期儿童最易蹈危险，正如初放之芽，最易被虫蚀；在心理上则所有影响最深，几乎一生不消”。因此，如果没有对儿童进行良好的教育，将影响其一生。幼稚教育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表现在，无论是为国效劳之壮年国民或为国家败类之壮年国民，“问如此效果发源何处？莫不如童年时造成之”。他指出：“据人口调查，儿童自三岁至六岁死亡率最大……倘能有良好之保护与教育，使婴儿皆长为成人，更能各现其个性，则国家社会之进步，必速于今日”。同时，他又指出，“吾人爱国热忱，发于理智者少，而发于情感者多。然而永久的情感，非一时所能造成，必日浸月渐，然后根深蒂固，虔心不改。吾人倘以国民为必须爱国者，必须为社会服务者，则其教育当自最初级之教育开始，此教育为何？即幼稚教育也”。由此可见，不论从儿童个人发展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社会利益的角度，他都认为幼稚教育十分重要。
其次，张宗麟认为，幼稚教育对于整个学制而言亦十分重要，幼稚教育“为学制上一切教育之起点”，它不但是“小学教育之基础”，亦为“中学、大学教育之基础”，“非独小学生，即中学生大学生许多习惯、性情，亦可在幼稚园养成之，如研究的态度，对人的品性等，皆奠基于此”。[63]
此外，张宗麟还指出：“幼稚园与家庭之关系最为明显。为家庭托付儿童之第一个场所，最能与父母接触之第一种教育事业”，许多家庭因“父母各有职业，又有其他事务，不能负子女教育之责，于是托付于幼稚园”，又有许多“父母因学识关系，对于子女之教育，有时爱而不知教者甚多。”[64]亦需要幼稚园的帮助，因为幼稚园由专门的人才，可以使儿童在幼稚园接受良好的教育。幼稚园在担负教育儿童的责任的同时，还可以通过发起组织母亲会等形式对家长进行教育方法的辅导。
三、论幼稚教育的服务对象和发展方向
（一）幼稚教育的服务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