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人多礼，在这一点上最无愧于“礼义之邦”的“首善之区”。通常在说到这“多礼”之后，不免要感叹世风日下。这并不总是遗老情怀。在新的文化建设中凭吊流逝中的文明，也应能表现现代人的豁达气度的吧。
礼仪文明是北京魅力的重要来源，并曾构成过北京人形象的重要侧面，是其外在形象亦是内在气质。老舍曾不无自豪地写到过，北京城中“连走卒小贩全另有风度”。他的作品中商人固不失斯文，近郊农民也因蒙教化而与别处气质不同。礼仪规矩并及于鸟类：“别小瞧这养鸟儿，自老年间就很讲究个章法呢！”（《红点颏儿》）北京到底是北京，即使骗子行骗也能骗得不胜风雅，彬彬有礼。《那五》中使主人公上当吃亏的，就是这种京产的骗子。鲁迅新编故事《采薇》里的强盗，不也十足京味？这里或者也有礼的妙用。
北京人的多礼，也缘于满族、旗人文化。“老人自幼长在北平，耳习目染的和旗籍人学了许多规矩礼路”（《四世同堂》）。汉民族有礼仪文化的悠久传统，北京市民却要向旗籍人学“规矩礼路”!传统社会因自身闭锁而更有同化力，如对上文中提到的老王掌柜，对进城谋生的祥子，对近郊农民。文化犹之陶轮，其塑造人的力量是巨大的。人们说习染，说耳濡目染，用了更古老的说法，曰“渐”。由风（习尚）而造人，因人而成风，到了后来，不必借诸训练，文化环境即实施“教化”。这也是典型的高度发展了的乡土社会。
礼仪文化的功用在这里也如在别处，最终在于使人类彻底脱出荒野，纳入农业文明。作为治道、统治术，则在有效地“牧民”，使其失掉犄角和利齿，驯顺守分。“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荀子·礼论篇》）。乡土社会中成熟的臣民都极明于“分”。北京话有“应分”。守分，不逾分，不作非分之想、非分之求，是做人的基本原则。“礼”于是进入了最日常的思想行为。忠实于自己的社会角色（本分），依循社会、公众认可的生活轨道，其结果是社会的稳态、常态。在人，“分”多半指其社会地位（社会伦理秩序中的位置）而非社会职业。“守分”并不包含现代职业要求，也不能无条件地转换成职业道德。这里的“分”多半是先天的、出诸社会的强制性安排，是社会结构中个人被派定了的地位、角色。所以才叫“应分”，须“守分”。
人各安其位，是当道者的愿望。经了习染、教化，也会成为普通人的本能。洋车夫小崔受了大赤包的羞辱（“大赤包冷不防的给了他一个气魄很大的嘴巴”），他不肯还手。“北平是亡了，北平的礼教还存在小崔的身上”（《四世同堂》）。你悲愤于小崔的不争，却又会想，人的自我控制的能力，不也是进化的结果？
进入了普遍人生的礼，其意味给复杂化了，不再适于庸俗社会学的简单判断。北京人极讲“体面”，老舍也常用这个字眼形容自己心爱的人物：“李四爷在年轻的时候一定是很体面”（《四世同堂》），回民金四“又多么体面”（《正红旗下》）!“体面”在这里，形容人的美，仪容姿态的美。《我这一辈子》中落魄前的“我”体面，《正红旗下》里年轻的旗人后代福海体面。这些都是北京人中的漂亮人物。人物的“漂亮”总令人喜悦。汪曾祺笔下卖烤白薯的也自不俗，因为人精神，体面：“白薯大爷出奇的干净。……他腰板绷直，甚至微微有点后仰，精神!蓝上衣，白套袖，腰系一条黑人造革的围裙，往白薯炉子后面一站，嘿!有个样儿!就说他的精神劲儿，让人相信他烤出来的白薯必定是栗子味儿的”（《安乐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