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离婚》里，在《猫城记》里，在《四世同堂》里关于北京文化的激切沉痛的批评并非空谷足音。虽然只有他，才这样不厌其烦不避重复地谈论“北平文化”，以至写在1932、1933年的《离婚》、《猫城记》中那些愤激之言像是此后事态的预言或警报。〔6〕批评集中在北京魅力所在的闲逸情调、优游态度、驯良神情上。因为在30年代初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大环境中，闲逸足以令人委靡，优游意味着麻木，驯良则往往是一种奴性。
上述北京文化批判是“五四”以后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一部分。在老舍本人，那种以知识者为整个民族、历史承担责任以至于“受过”的沉重意识，又有其更特殊的心理背景。〔7〕《离婚》、《四世同堂》借诸人物对北京文化的反复批判中，有关于近代中国历史悲剧及其责任的思考。当着“北京文化”被作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物，在特定语境特定语义上使用时，老舍没有余暇像当代知识分子这样从容地辨析这文化本身的优长与缺憾。
不可免的，这里有理性与情感的剥离。因为无论对于老舍还是对于其他现代知识者，北京都是那样可亲的存在。批判中的沉痛正出于挚爱。于是，由议论所表达的理性态度和灌注于具体描写中的情感态度构成作品中随处可见的矛盾。寓在深切忧虑中的深切眷恋，使老舍在重庆北碚遥望故园时，写下了这样血泪淋漓的文字：
最爱和平的中国的最爱和平的北平，带着它的由历代的智慧与心血而建成的湖山，宫殿，坛社，寺宇，宅园，楼阁与九条彩龙的影壁，带着它的合抱的古柏，倒垂的翠柳，白玉石的桥梁，与四季的花草，带着它的最轻脆的语言，温美的礼貌，诚实的交易，徐缓的脚步，与唱给宫廷听的歌剧……不为什么，不为什么，突然的被飞机与坦克强奸着它的天空与柏油路!
也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捷克斯洛伐克作家雅·赛弗尔特谈到布拉格时所说的那样〔8〕，北京不只是它自身——在承受文化批评时它不只是自身，在被眷恋时它也不只是自身。
一旦进入审美的层面，原本清晰的意识总会变得错杂、混沌。《四世同堂》关于北京生活中闲逸情调的批评，与对正是在闲逸中培植的生活情趣的欣赏，把作者面对同一文化现象时理性与情感判断的错位表露得淋漓尽致。你的确无法在浑然一体的北京文化感受中将其优长与缺陷离析开来，比如在倾心于这大城魅力所在的雍容与优雅时，摒弃其优雅雍容赖以维持的闲散慵懒。中国的读书人，士大夫，又是何等地熟悉并眷恋那种闲逸情调!老舍毕竟是北京人。他的批评，他那些喋喋不休的议论，有时真令人疑心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一种内心挣扎呢。
创作，即使非热狂状态的创作，也往往诱出创作者最深潜最隐秘的心理真实，使其由深层上升到表层，呈现于文字形式；使价值意识、历史意识、文化意识等等的冲突最终表现为审美形式的自身矛盾。文化意识的矛盾转化为审美的矛盾，是这一时期文学中极为普遍的现象，在鲁迅对于鲁镇—未庄文化、萧红对于呼兰河文化的艺术呈现中都存在着。这迫使我们以更复杂的眼光看待现代知识者、现代作家的文化心理特征，看出“两项对立”之间原本存在着的繁复的中介形态来。创作者的上述理性与情感判断的矛盾的内容化，丰富了作品的文化蕴涵；对于批评家，则在为历史的与美学的批评设置障碍的同时，使得批评有可能引出更有价值的发现。
老舍关于北京文化的思考，并非以“五四”新文化为惟一的参照系。上述情况与老舍“五四”时期的思想起点有关。〔9〕这儿又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影响实现在具体的人那里时的特殊性。批判、检讨民族性格的典型“五四”命题和对“五四”精神的某种保留态度，文化观的急进色彩和社会政治态度上的保守倾向，北京文化静态批评时的严峻性和面对其现代命运做动态考察时的挽歌情绪等等，都复杂化了作者的文化心理和作品的美感形态。当代小说就总体而言较之三四十年代小说美感复杂，当代京味小说较之老舍作品却显得单纯明朗，也由于上述心理背景的差异。无论老舍小说还是当代京味小说，最浮泛浅露的，是直接表述出来的理性。“议论”往往成为艺术结构内部最具破坏性的成分。老舍在尽了一番努力之后，只好满足于关于北京文化的肤浅重复的见解。尼采曾经谈到，“希腊诗人们的主角，他们的言谈似乎比他们的行为更加肤浅”，他甚至以为哈姆雷特的说话也比行动肤浅。在希腊诗人，“剧情的结构和直观的形象，比起诗人自己用台词和概念所能把握的，显示了更深刻的智慧”。〔10〕也可以这样谈论老舍，而且不妨认为，老舍作品较之当代京味小说的丰富性和内在深度，一定程度上正由于作者文化意识的自身矛盾和那种力图“统一”的艰苦努力。他是否达到了他所追求的，在这里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全部意义在于这种追求的审美结果。而对于此，我们可以大致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