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茹斯特的意见未被采纳。财政委员会领导人康邦继续奉行通货膨胀政策。到1792年10月初，流通中指券的总量已达20亿锂。10月17日，康邦又将一批新指券投入流通，从而使指券总量上升到24亿锂。指券在继续贬值，国王的处死和全面的战争加速了这一进程。1793年1月初，指券还相当于面值60%—65%的价值，到2月份就只能相当于面值的50%了。
生计危机由此严重化了，日平均工资在农村是20个苏，在巴黎是40个苏，而面包价格在某些地方竟涨到8苏1斤[2]。其他食物，尤其是殖民地的产品，都有类似的涨价。面包不仅昂贵，而且很难买到。1792年的收成是不错的，但小麦一直没怎么上市。圣茹斯特在11月29日的讲演中分析了这种人为粮荒的原因：“不愿用纸币充塞钱袋的农民，很不情愿出售他们的粮食。其他任何商业都必须出卖商品才能获取利润以维持生活。农民则不然，他们什么也不买。他们的需要并不在于商业。这个阶级习惯于年复一年，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地积攒一部分土地收入。而今天，他们宁愿保存粮食而不去积攒纸币。”各大城市都出现粮荒，土地所有者和农场主们根本不急于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去换回贬值的纸币。
本来，在夏季里建立的那套助长了第一次恐怖的管理制度，是可以通过强制清查粮食和批准征调来打消粮食生产者的坏心思的。然而，身为内政部长，并对经济事务负有责任的罗兰，却固守严格的自由主义正统信条，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贯彻这种合乎时宜的立法。恰恰相反，1792年11月8日，国民公会废除了9月制定的管理制度，重新宣布谷物和面粉贸易“最完全的自由”。当然，它仍禁止粮食出口。国民公会规定：反对食物流通者和聚众闹事者将被处以极刑。实际上，谷物一不上市流通，各地谷物价格就发生了差异：1792年10月，1瑟蒂埃[3]谷物在奥布省价值25锂，在上马恩省价值34锂，在卢瓦尔-歇尔省价值47锂。但在巴黎1法斤面包不过卖3苏，因为巴黎市府用财政补贴的办法限定了面包的价格。罗兰曾喋喋不休地谴责这种浪费行为。吉伦特派鼓吹自由竞争可以拯救一切，他们对各阶层群众的疾苦仍然持无动于衷的态度。
社会危机也在加深。从1792年秋天起，各地城乡都发生了严重的动乱。在里昂，丝织工人由于丝绸生意萧条而纷纷失业。国民公会的特派员们加强了治安部队并开始抓人。在奥尔良，店铺遭到了抢劫。10月间，凡尔赛、朗布耶、埃唐普等地又发生了骚乱。11月间，小麦**遍及整个博斯地区和边境各省。一帮一帮的物价核定员出现在各地市场。11月28日，旺多姆有3000名核定员。29日，有6000名武装核定员出现在厄尔-卢瓦尔省的库维尔大商场。他们的帽子上都插着橡树枝，集合时喊着“国民万岁！小麦就要降价了”的口号。吉伦特派坚持自己的阶级政策，强行在博斯地区恢复了秩序。
在巴黎，市府和各区在1792年11月29日提出的限价要求毫无结果。这一要求是一些平民领袖和各区活动分子提出来的。12且10日，格拉维利埃区的修道院长雅克·鲁就“路易末世的审判、就投机商、囤积者和叛徒”等问题发表了措辞激烈的演讲。在人权区，一个生活比较富裕的名叫瓦尔莱的邮局职员从1792年8月6日就开始主张指券的强制流通和制定对付投机倒把的措施。他经常登上一个带轮子的讲坛，到各种公共场所进行宣传。里昂的夏利耶和勒克莱尔、奥尔良的塔布罗都宣传同样的口号：实行食物限价和谷物征购；管理面包业；救济穷人和志愿兵家属等。这些被称为“忿激派”的活动分子的宣传鼓动，在巴黎各区蓬勃开展。经济危机的加剧促进了他们的活动。1793年2月12日，一支代表巴黎48个区的代表团来到国民公会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