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之所以能作为一股思潮在20世纪的60年代取代存在主义，并最先在法国流传开来，有多方面的客观历史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产生于德国的存在主义，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由萨特介绍到了法国，这种悲观主义的哲学，颇能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可是战后法国的经济恢复较快，存在主义与这种社会现实已不合拍。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哲学，到了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出版时，便已经身价大跌了，人们对“个人”、“存在”、“自我意识”等这些存在主义的基本概念失掉了早先的那种热情和兴趣。结构主义正是作为对存在主义的否定的思潮而兴起的。结构主义认为：“我”、主体，既不是自己的中心，也不是世界的中心，“这样一个中心根本不存在”。这正是对存在主义的根本性否定和批判。1962年，结构主义者列维-斯特劳斯出版了《野性的思维》一书，该书末章《历史和辩证法》批判了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的基本观点，引起轰动，此事标志着结构主义取代了存在主义在法国思想界的主流地位。
一 结构主义美学的理论背景
结构主义美学的产生受到了多种思想的影响，有着深刻的理论背景。
首先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带来的革命性范式转换。
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年）是瑞士语言学家。他的名著《普通语言学教程》（1916年）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范式转换，即在语言学中标举起共时性的观念，而这同传统语言学一贯以历时态旧角度来看待语言有根本区别。在传统语言学中，语言被看作是一个命名过程及其产物。而在索绪尔看来这是一种误置。他认为，语言是作为能指的语音和作为所指的概念的结合。如我们说出“树”这个词，它是表达的一个概念，即一种木本植物，语音是同概念相联系而不是同现实世界中的真实的树相联系。因此，在语言中是能指（signifant）与所指（signifie）发生关系，两者是同时存在的。他举例说，“可以把语言和一张纸相比，思想在前，声音在后，人们不能切断前面的而在同时不切断后面的。同样，在语言中，人们也不能把声音和思想分开，或把思想和声音分开”[1]。索绪尔在这一论说中是把共时性观点引入到了语言学中，同时他还指出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毕竟是约定俗成的，同一概念可以有不同的词表达；反之，同一语词也可以表达不同概念。
这一状况促使索绪尔思考所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他把以前普泛地讲的语言对象分为两个方面。一种是作为系统、体制或规范的语言（language）；另一种是受制于前者，并使前者具体化的言语（parole）。对这两者的区别，“索绪尔自己的类比是：犹如称为‘象棋’的那套抽象的规则和惯例与真实世界中人们实际所玩的一盘盘象棋游戏这两者之间的不同。象棋的规则可以说是高于并超越每一局单独的棋赛而存在，然而，象棋规则只是在每一盘中的各棋子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才取得具体的形式。语言也是一样，语言的本质超出并支配着言语的每一种表现的本质”。[2]从索绪尔的这一语言观来看，就是人们说和听的都只是言语，它之所以能形成交流，就在于它体现了语言的规定性，它是人们都共同认可，也都明了的规约。索绪尔的这一观念表明，人的“言语”行为尽管千差万别，但都有共同的内在结构（“语言”）。这成为了结构主义文论家寻求文本的内在结构的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