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担心伊藤博文在这些细节上纠缠，不料伊藤博文出于更远的考虑，大度接受了中方的解释。伊藤博文的大度让李鸿章感动。感动之余，李鸿章做出一个令人诧异的自选动作，郑重其事告诉伊藤：
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若日本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十六，第37页）
李鸿章显然是对伊藤立场的善意回应，其作出的让步远远超出伊藤预想。伊藤对这段话非常感动，以为李鸿章所说“光明正大，极有远见”（《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七，第40页），希望两国按照这个思路共同维护东北亚稳定。
各为其主
伊、李天津交涉，现在的讨论众说纷纭。但从当时情形说，中、日两国并非必然走向敌对，利益的交集并不必然冲突，两国政治家如果心怀坦诚，和平可期，战争必然远去。不过，也必须承认，李鸿章的“大议论”让中国先前一直不愿承认的问题发生质变。朝鲜不再是中国一家的附属国，朝鲜如再发生类似壬午、甲申之类事情，中国出兵时，一定会告诉日本。而日本也有类似权利。这远出乎日本的期待。当然，这个共识为十年后的战争埋下了“毁灭的种子”。
1894年5月底，持续数月的东学党抗争让世界各大国心烦意乱，各国在朝利益受到威胁，各国军舰云集朝鲜周边。中、日两国由于地缘之便，利益最大。朝鲜政府没有力量稳定秩序，中、日两国驻朝外交官格外焦虑。日本希望中国伸出援助之手，出兵朝鲜。李鸿章碍于十年前的共识，并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安排。无奈，朝鲜局势日趋恶化，朝鲜政府郑重其事请求中国出兵。
朝鲜的请求使中国找到了法理依据，日本的推动说明他们在这个时候承认中国与朝鲜具有特殊关系。对中国来说，这是《江华条约》后巨大外交收获，因此，李鸿章稍事犹豫还是派兵援朝。李鸿章记得十年前的约定，他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本通报出兵消息。日本在获悉消息后，迅即成立大本营予以应对，其规模、动机，不能不让人忧虑，也势必将李鸿章置于尴尬境地。
对于日本的动机，李鸿章没有恶意猜测，但鉴于朝鲜局势在清军抵达后渐趋平静，李鸿章建议中日共同撤军。无奈，日本内部强硬派久欲扭转在朝被动，节外生枝提议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
日本的动议蕴含着对中国宗主权的否定，因而李鸿章不愿答应。李鸿章没有利用外交渠道与伊藤博文直接交涉，而是将希望寄托在列强调停上，更没有与日本在朝鲜顽强对抗的预案，结果让日本占了上风。“高升号”事件、成欢驿之战、平壤之战，直至黄海大战，中国一路溃败。不得已，李鸿章在1895年春前往马关，与伊藤博文谈判。
马关谈判关涉两国利益，最后达成的协议也是中、日两国地位转变的分水岭。这场谈判主要在李鸿章、伊藤博文之间进行，他们各为其主，坚持原则，又注意适度妥协、退让。李鸿章恰如其分地利用被刺事件打出悲情牌，让伊藤博文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先前费尽心机要求而不得的停战议和终于因此而实现。
经过数轮艰难谈判，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终于达成共识，并经两国最高层同意。这不是李鸿章的私事，也不是他可以独自作出决定的小事。但毕竟此次损失太大，李鸿章在4月15日下午最后一次会谈时依然竭尽全力作了最后一次努力，近乎哀求伊藤博文尽量让些赔款数额，哪怕作为一个老人回程旅费。
李鸿章的哀鸣并没有打动伊藤博文，但让伊藤以及他的日本同事很久不能理解的是，他们吃到嘴里的辽东半岛，竟还是让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方针要回去了。战场上不如人，使李鸿章的外交处处吃紧；而战场上不如人，又是李鸿章那一代人不知道像伊藤博文那样改造体制。
吃一堑长一智。甲午战争的失败既是近代中国前半段的结束，如果从资本主义发展，从政治体制改革而言，如果没有甲午一战，中国不可能在1895年转身向东学习日本，开始维新。历史的因果关联很难一言以蔽之。十九世纪晚期东亚格局的转变，如果不是李鸿章、伊藤博文两人，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