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近代之后，东北亚问题一直成为国际问题的焦点，成为影响远东乃至世界全局的重要火药桶之一。1894年的中日战争因此而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合国第一次动用军队也为此而来。因此怎样结束东北亚的乱象，除现实政治考量外，应该注意其与历史传统的关联度，因为在前近代的历史上，这一地区并非如此。
在西方势力渗透到东北亚地区以前，这个地区的许多国家实际上是中国的藩属，他们在自己的国度里享有完整的行政主权，但由于与中国有着某种程度的藩属关系，受到中国在各方面的关照与保护。此时的中国对这些国家享有名义上的宗主权，因此在履行宗主国责任的长期过程中，中国不能不奉行“王道政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主持公道、正义，竭力维护中国与周边藩属之间的和平及良好的互动关系，不到万不得已，中国不会出手动武，更不会纵容或支持某一国家向另一国家挑衅、欺侮。中国的尊严、信誉大于一切，与藩属诸国的所有交往，都必须从政治上考虑得失利弊。
然而，当西方势力开始向亚洲渗透后，中国在西方的强势压力下逐步退却，它虽然有心继续维持帝国与各周边藩邦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但实在说来已力不从心，西方势力不仅要将中国的宗藩变成自己的宗藩或势力范围，它们在根本目标上是要将中国纳入西方势力主导下的所谓世界一体化的新秩序中，中国在差不多一百年的时间里，尊严丧失殆尽，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严重破坏，逐步沦为西方势力的殖民范围。中国素来信奉和坚守的“王道政治”不再，转而不得已信奉西方近代国家所向披靡、所向无敌的所谓“进化论”。
进化论的观念在中国由来已久，严复在解读西方这一近代思想时也曾注意它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度，只是这一思想在中国古典政治学的范畴中一直不被看好，更不被提倡，因为仅仅凭借“力”的角逐去获取霸权，只是一种“霸道政治”，其与中国一直信奉、遵守的“王道政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是儒家伦理不太赞赏乃至根本反对的一种政治理论。只是在西方的压力下，中国出于民族存续的现实需要，不得已放弃王道政治，转向霸道政治，转向自身力量的积聚，于是乎远东地区直至整个亚洲，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共主”，先前的各个藩邦在失去了中国的保护之后只能依附于西方各个强势国家自谋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北亚乱象的形成可能有许多的复杂因素，然而认真考究，可能与中国立国原则的调整有着重要的因果关系。
宗藩体制开始松动
西方国家对中国施压始于十八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中英之间贸易逆差的逐步扩大，英国人开始寻找机会向中国施压，无奈当时的中国基本上还是一个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市场发育不完全，无法接纳消化英国更多的工业品，于是英国人一方面寻求鸦片消弭贸易逆差，另一方面试图进入中国，由自己或与其他西方国家一道直接开发中国市场。
因鸦片平衡贸易逆差严重侵害了中国的利益，于是中英之间以鸦片的名义进行了两次战争。两次战争都以中国的失败而结束，中国被迫向西方开放市场。
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列强不再满足两次鸦片战争所获得的市场准入条件与范围，他们试图依靠军事实力进入中国内地，将整个中国都纳入他们的市场体系。为此目的，外国势力不断在中国边境集结、窥视、示威、蚕食，北有沙俄，南有法国，西有英国，东边则是日本、美国对台湾和朝鲜的觊觎、窥视和骚扰，并最终导致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国边疆危机和外交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