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在等待机会，他并没有在甲午战争后很快与傅翁龢闹翻。相反，在最初阶段，他们两人在表面上更加和气，甚至相互恭维。尤其是当李鸿章出访欧美归来后，他们先前势同水火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被视为李鸿章门生的伍廷芳、罗丰禄跃升为出使大臣时，傅翁龢对此不仅没有表示异议，反而大加赞助。从其处理总理衙门事务的情况看，两人也未见有特别轧轿的现象，相反有了几分惺惺相惜、互相依赖的倾向。据法国公使施阿兰的观察和分析，傅翁龢与李鸿章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契合，是因为傅翁龢已知道目前与李鸿章相争的害处，且厌恶与各国公使直接谈判，从而利用李鸿章，以李鸿章当谈判之冲；而李鸿章亦知目下与傅翁龢相争乃失策之举，故利用傅翁龢无勇气与各国公使折冲的机会，自当其冲，企图渐次恢复自己的势力。此乃相互利用之事，故外表相和，而内心不然。他们都在相互等待着对方的倒霉和失势。据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内田康哉观察，此为大清国官吏之常习，互相伺隙，何时昔日关系重演时，也难免会反目为仇。
至于国内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对傅翁龢被罢免一切职务的看法在当时虽有多种说法与评论，但大体上，他们并不像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强调的那样，开除傅翁龢意味着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运动不满，意欲制约主张变法维新的光绪帝的权力，真实的情况或许正相反。他们差不多都对清政府如此严厉处分傅翁龢觉得有点过分，但也承认傅翁龢可能真的代表了守旧的一面，其为守旧党之领袖或为事实。民间知识分子对傅翁龢似乎一直没有多少正面的评论，一个流传很广的段子说傅翁龢“满面忧国忧民，满口假仁假义，满腹多忌多疑，满身无才无识”。国内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一般认为，傅翁龢的出局或许有助于维新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傅翁龢被罢官第二天，康有为按照既定的安排觐见光绪帝，他不仅没有对傅翁龢被罢官提出任何异议，相反却鼓励光绪帝为了能够顺利推行变法新政，应该更多地将那些守旧高官剔除出局。在他等候皇上召见时，巧遇新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向他咨询怎样才能补救时局、顺利推行变法，康有为明确表示仅仅将那些守旧高官免职出局还不够，最好能够杀几个一品大员。由此可见康有为此时似乎并不同情傅翁龢的遭遇。
康有为在当年并不同情傅翁龢，但他在戊戌年过去之后却一再表白对傅翁龢的同情，表示对慈禧太后罢免傅翁龢的愤懑。于是傅翁龢的形象在康有为、梁启超那里又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颠覆，他们认为变法之初将傅翁龢开缺回籍，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意欲斩断光绪帝的左膀右臂，是慈禧太后、荣禄、刚毅等人在变法正式开始前的一个大阴谋。
参照这个说法，最近几年又有一个全新的解释，认为傅翁龢被开缺不能归罪于慈禧太后，是光绪帝本人的意思。即便慈禧太后有责任，那也只是默许而已。
诚如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指出的那样，傅翁龢之被开缺是戊戌年间政治改革成败的一大关键，因此弄清楚傅翁龢为何被开缺，以及这一事件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什么，确实是戊戌维新运动史研究中的一大课题。
作为光绪帝的师傅，傅翁龢不仅长期受到光绪帝本人的信赖和倚重，实际上也为慈禧太后所信任。试想，如果慈禧太后在过去不信任傅翁龢，她会让他长时期在年轻的皇帝身边充当老师吗？所以说，傅翁龢被开缺，不必从更远的背景去寻找。还是应该回到光绪帝所宣布的上谕上来，通过这份上谕的主线去贯穿大家都能看到的史料，看看哪些符合逻辑，哪些只属于戊戌政变后的政治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