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中国政治大逆转，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戛然而止。
在流亡海外那些年，支撑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精神的是一份文件，这个文件被康有为称为“衣带诏”，随身携带，犹如“衣带”。康有为说，这是皇上给他的诏书，命令他逃出北京，从长计议，想法勤王。“衣带诏”是康有为此后十年政治合法性的唯一凭据，也是海外爱国华侨拥戴康有为的理由。
对于康有为的说辞，清政府并不认同，不止一次大骂康有为胡说八道。但是，康有为照样我行我素。他的解释是，朝廷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皇上不仅没有说话的自由，而且没有不说话的自由。
“衣带诏”确实存在
在专制体制下，信息不公开不透明是把双刃剑，民众不知道宫廷内幕或许有助于社会稳定。但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就是因为多了一些思考，多了对未知事物的好奇，信息不对称必然让人们施展聪明才智竞相猜谜。在过去一百年，康有为等人毕竟因“六君子”丧命而获得道义同情，清政府特别是慈禧太后毕竟因1895年后一系列重大事变，特别清亡而成为革命党、维新派攻击对象，百口莫辩。于是人们对于光绪帝那些斥责康有为的谕旨往往不太信任。
这显然是不合乎历史真实的。两宫之间或许有过某些不一致，但两宫在最后十几年绝对没有康有为所宣扬的那样不可调和，不共戴天。至于光绪帝“瀛台泣血”更是一个虚假的悲情故事，否则就无法理解晚清最后十几年的政治变革。不过，也必须承认，康有为手持的“衣带诏”虽说不是原件，但也绝对不是毫无来历的谎言，更不是康有为的捏造。因为清政府尽管一再斥责康有为在海外招摇撞骗，但从未明确认定这份“衣带诏”为伪造，是赝品。
“衣带诏”确有其事，这一点光绪帝是清楚的。只是这个“衣带诏”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转到了康有为手里，由于相关人员都不在了，光绪帝也弄不清楚了。这是百年来聚讼纷纭的一个重要原因。
朝廷说不清楚“衣带诏”究竟是怎么演变成这个样子的，康有为也说不清楚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当别人指责康有为招摇撞骗伪造“衣带诏”时，他很坦然，因为他确实没有伪造“衣带诏”，这份文件确实渊源有自，只是碍于现实政治复杂性，康有为没有办法说出“衣带诏”来历，或者他也真的不知道“衣带诏”的来历和背景。他能说清的只有一点：他没有伪造这份文件。
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资料远远多过光绪帝、康有为，我们逐渐有条件依据新旧史料弄清“衣带诏”缘起及其演变轨迹。
两宫冲突
光绪帝确实颁发过一个密诏，只是这个密诏并不是直接颁给康有为的，而是赐给军机章京杨锐的。杨锐在1898年秋天被杀，他将这份密诏交家人保存，条件成熟时交给朝廷，争取平反。但对光绪帝为什么要赐给杨锐这份密诏，许多人不清楚。
如果从头说起，光绪帝主导的1898年新政虽说引起了许多官场震**，但大致上说还在可控范围，并没有引起政治危机。只是随着新政深入，光绪帝越来越认同创设一个新政治机构负专责。
9月13日，光绪帝决心于内廷设置懋勤殿，选聘东西洋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统筹全局。这一天，光绪帝特派内侍持《历朝圣训》等图书送给谭嗣同，命谭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设置懋勤殿故事并拟一上谕，以便其持此赴颐和园面见慈禧皇太后相与讨论。
重设懋勤殿以议新政在光绪帝是出于对大清王朝未来命运的真诚考虑，但在另外一些推动者那里则未必不包含有某种其他目的。谭嗣同对新政改革怀有至诚之心，但守旧势力庞大使他对新政前途越来越灰心。为了冲破守旧势力束缚，他是四位新进军机章京中最“亟亟欲举新政”者，他利用与光绪帝近距离接触特殊条件“日言议政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