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徐悲鸿帮孙多慈张罗画展，为她卖画，替她加印画册，还偷偷变卖自己的画作筹集款项，准备她自费出国留学的费用。他对她的感情，怜爱、疼爱、珍爱兼有，远远超越了普通师生之情。
一个功成名就的男子无微不至、狂热浪漫地表达着自己的热爱，用不管不顾、劈头盖脸的方式，无论是画业上的指点，精神上的交流，还是生活中的帮助。在这种不对等的爱情中，孙多慈似乎只有接受和感恩的份。她从来不发表什么意见，以她的聪慧和自尊，她绝不会没有丝毫想法；以她的温婉和顺从，除了报以崇拜、敬重与爱情，任何一点其他的念头看起来都像是辜负了。
况且，这样的爱情虽然带来了一些蜚短流长，但受着大师的荫庇，她也着实收获了不少便利。
不过，大师的感情，热爱时是强势，厌弃时也是强势的。
为了和孙多慈在一起，徐悲鸿对蒋碧微发了一纸《分居声明》。字字绝情，句句寡义，没有半分的商量与交代，没有对过往情怀的丝毫眷顾，难怪蒋碧微之后的恼怒与决绝，这种强势的抛弃与伤害几乎是对一个女人最大的否定。
于是，蒋碧微成为“慈悲”之恋最坚定的阻挠者，她使出浑身解数，把这段感情抖搂成一桩沸沸扬扬的绯闻，以至于“慈悲”的朋友沈宜申拿着报纸上的《分居声明》去找孙多慈的父亲孙传瑗，想极力促成两人的婚事，这个在徐悲鸿看来“面貌似为吾前身之冤仇”的老人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带着全家转往浙江丽水。
分别之后，徐悲鸿曾绘制《燕燕于飞图》赠孙多慈，画面上的古装仕女愁容满面，仰望着天上飞翔的小燕子出神。孙不着一字，回赠红豆一粒。徐悲鸿见红豆触景伤情，答以“红豆三首”：
灿烂朝霞血染红，关山间隔此心同；千言万语从何说，付与灵犀一点通。
耿耿星河月在天，光芒北斗自高悬；几回凝望相思地，风送凄凉到客边。
急雨狂风避不禁，放舟弃棹匿亭阴；剥莲认识中心苦，独自沉沉味苦心。
相比蒋碧微严词厉句的讥诮，孙多慈的些微举动，都能撩拨得徐悲鸿心海汹涌，难免让人感慨：多少女人的幸福都毁在了一张嘴上。苏格拉底为了躲开他暴躁又唠叨的老婆，宁愿跑到雅典的苹果树下思考；欧仁妮皇后虽然傲娇而卓绝，但拿破仑三世依然驱车狂奔蒙泰涅大街二十八号，只为那里住着一位懂得沉默的女子。
蒋碧微遭遇孙多慈，也算是她的劫数。
如果碰上的是另一个和她同样有力气和手段的女子，她熟门熟路见招拆招，倒未必落败；可她那虎虎生威的“降龙十八掌”到了孙多慈这儿，却被纤纤盈盈的“兰花拂穴手”噎得如掌击棉，无处施展。
感情上，多话的女子大多敌不过无声的女子。
无声的女子懂得隐藏和留白，沉默得让人猜不透却欲罢不能，无形中为自己和别人都留了余地；多话的女子则毫无保留尽示人前，看似气势如虹，实则自曝其短。
男人心目中的经典女子，有几个能说会道喋喋不休的？
蒋碧微败给了孙多慈，“慈悲之恋”却败给了时间。
孙多慈曾与徐悲鸿有过“十年之约”：十年，你也有个了断，我也有个结果。
结果，十年之后，两人早已天各一方。
徐悲鸿应邀去印度讲学，五年不归，1942年回国时，孙多慈已遵父命嫁给当时浙江省教育厅厅长许绍棣。1946年，徐悲鸿与廖静文在北平结婚，在一幅红梅图轴中，孙多慈题道：“倚翠竹，总是无言；傲流水，空山自甘寂寞。”徐悲鸿见后，在梅枝上补了一只没有开口的喜鹊。
一个怅然若失，一个欲说还休，悲欢离合总无情。
只是，十年之后，孙多慈已不再是天真顺从的女学生，而成了没落大家庭的顶梁柱，她需要的不再仅仅是爱情，还有稳定的家庭和适合创作的环境。
到了一定年纪，爱情便不再是生命的必需，不管它曾经怎样绚烂热烈地存在过，而生活和事业却将继续。
许绍棣提供了她所需要的一切。
创作上，孙多慈有机会游历庞贝古城、巴黎、伦敦，参观了大量流落异国的中国文物，尤其是敦煌壁画，广开眼界，画风渐变。
